【批评家的胸襟应该是宽广的】 胸襟宽广

　　 批评批评，固然有价值判断的意思，然而，更重要的是，批评也是一种创造，它需要用心感受，用智慧去了解――失去了心、智慧和创造力，才是批评枯竭的原因。许多人以为，今日批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锋芒和批判的品格，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批评家除了扮演“作家各种错误的发现者和收集人”（斯威夫特语）这一角色之外，它理应还有更高的写作理想。除了发现作家的错误，批评家可能更需要在作品中寻美――“寻美的批评”同样令人尊敬。
　　在这方面，李健吾的批评写作堪称典范。我在他的批评实践中，看到了一种雍容的话语风度：他的语言是温润的，他的感觉是细致而艺术的。他认为，批评本身“也是一种艺术”，而最好的批评是既不溢美，也不苛责，“不诽谤，不攻讦，不应征”（《咀华二集・跋》）；维护批评尊严，不以贬低写作者的地位为代价。李健吾要年轻人都记住考勒几的忠告：“就其缺点来评判任何事物都是不明智的，首先的努力应是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咀华集・跋》）――“去发现事物的优点”，即为寻美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实践，无论对于救治一种文学的困局，还是对于尊重一种写作、维护一种批评的尊严，都更有建设性的意义。
　　溢美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通病，个中的原因，既有世情方面的无奈，也有批评家个人的人格局限。但是，如同过度的溢美是一种批评的失职，过度的苛责同样是一条危险的批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是越发地觉出了李健吾所说的取谦逊和对话的批评态度，是多么地可贵。因着谦逊，你会变得宽广；因着对话，你在作品中会看到更多敞开的门。钱穆生前对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的文学成就都评价很高，但他也指出，鲁迅后期，“卷入政治漩涡以后，他的文字更变得尖刻泼辣了。实在已离弃了文学上‘文德敬恕’的美德”（《中国文学论丛》）。钱穆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文德敬恕”（这个词，出自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著作），它说的是为文最重要的态度理应为敬与恕――谁都知道，这是很高的境界。虽不能至，然我心向往之。只是，如今的舆论和文学情势，似乎不断地在要求批评家成为战士，成为勇敢的人，似乎惟有批判和战斗，才能体现一个批评家的价值。很清楚，这是公众对一种批评现状普遍表示失望之后的吁求，可以理解。可作为批评者，我们自己怎么看？当我们在发力批判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想一想何为谦逊？当我们以勇士面目示人的时候，是不是也该意识到和作家对话的必要性？一旦自己以为真理在握，会不会因为缺乏敬畏和宽恕，而使自己变得狭窄、变得斤斤计较？
　　“文德敬恕”的传统，我想，同样是适合当代、适合文学批评的。而在读到“文德敬恕”一词之前，我曾经在《此时的事物》一书的“自序”中如此描述自己当前的写作心情：
　　我是越发地觉得人的生命是值得同情和饶恕的。因为对人类的生命有了这一层了解，我的文字就多了些宽容和同情，有些人觉得，这样一来，锋芒就少了，可这也是心境的真实变化，合乎情理。诚如一个哲人所说，当你看到人类的生命是可悲悯，可同情的，你对人的过错，口里即便责备，心里责备的意思也很少。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平心说，我仅是幸免而已。因此，我从来是推崇悔悟、自新的精神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省察和觉悟呢？人本来如此啊。
　　说了这段话不久，我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羊城晚报》上看到了李敬泽的一个访谈。当李敬泽被问到当代批评界是否“缺乏应有的真诚的批评之声，而多半是些褒扬与捧杀”、批评家是否已经“堕落”时，他的回答令人深思：
　　我想我们正在发展一种破坏性的文化逻辑，好像表现我们的“真诚”的惟一途径就是去毁坏，骂你是真诚的，夸你肯定是不真诚的，这种逻辑是不是有问题？伟大的批评家总是有力地求证、阐发和肯定了一些东西，在他的周围站起一批巨人，可是我们现在对批评家的想像是，最好他的周围尸横遍野……批评家应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像和写作中的才华和创造，阐扬和保存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简单地说，就是帮助真正的好东西被充分地意识到，帮助它们留存下去。所以，批评家可能需要谦卑一点――不是对作家谦卑，而是对才华和创造采取谦卑的欣赏的态度。郎朗的钢琴弹得好，你只好对此谦卑，但如果按我们这里的逻辑，你只有冲他叫倒好才算本事才算“真诚”，这叫什么？这就是野蛮。
　　这是我所看到的极为清醒、睿智的批评家言辞之一。确实，当我们在哀叹一种批评的沦落的同时，是否也要反思“一种破坏性的文化逻辑”是如何在这个时代大行其道的？当我们开始反思、悔悟，也许会猛然觉得，我们固有的观念里，其实忽视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伟大的批评家总是有力地求证、阐发和肯定了一些东西，在他的周围站起一批巨人，可是我们现在对批评家的想像是，最好他的周围尸横遍野”；我们也许会想到，批评家除了“批评、指责乃至骂人”之外，还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职责――“看出我们这个时代想像和写作中的才华和创造，阐扬和保存那些扩展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和表达空间的珍贵因素”。有了这种基本认识，才能意识到李敬泽所说的“谦卑”，是多么难得的一种自我认识，因为惟有谦卑能够叫我们珍视才华和创造，从而避免使自己站在谦卑的反面――野蛮。
　　我渴望把自己从一种批评的困局里拯救出来。批评家的胸襟应该是宽广的、仁慈的，此外，他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还应充分展现他的智慧、创造精神以及对人心的洞察力――我相信，这是批评写作的一个更大的难度，它关乎批评精神的重建。由是观之，批评的贫乏，许多时候并非因为批评家缺乏道德的勇气，而恰恰在于缺乏批评的专业精神。
　　何谓批评的专业精神？过去大家习惯把它定义为一种学术积累，或者对文学作品作理论上阐发的能力，现在看来，这样的界定未免过于狭窄。如果我们承认批评是一种独立的写作，那就意味着，独立的见解、智慧的表达和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比任何一种批评的理论规范都显得重要。我看到了太多的批评，在对作品进行僵死的解释，并发表毫无智慧的说教，这使得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丧失了对大多数批评文字的敬意。相反，我却常常在一些非文学批评专业的学者那里，读到精彩的文学见解，比如，哲学家牟宗三评《红楼梦》和《水浒传》、国学大师钱穆评中国的散文和诗歌，还有当代学者朱学勤评王朔的小说，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只是偶尔涉足文学批评，但他们理解文学的能力，却不亚于任何的文学批评大家。
　　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我对批评的设想：它并非仅是一种学术方法或理论能力，更重要的是，批评者要有一种卓越的精神视力，以洞见文学世界中的人心秘密――文学发乎人心，也以解释人心的秘密为旨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贤们才说，学写作与学做人在精神底子上是一致的；而惟有创造出了通往人心的径直大道的文字，才是直抵根本的写作、直抵根本的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