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蚕桑产业的组织传播分析 蚕桑产业

　　当代组织传播问题研究（三篇） 　　主持人：胡河宁 　　（温州医学院组织传播研究所所长） 　　 　　主持人语：21世纪的组织传播理论特别关注群体、团队的行为、成长及相互关系，埃米尔•迪尔凯姆提出，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人们的相互依存、团结一致，卢因也认为群体的本质就是共同目标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且群体成员之间的内在张力可以激发群体集体朝向一定的目标运动，最终达到积极的效果。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特别重视农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就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项目之一，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都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发展蚕桑，目标在于农民增收、产业稳定。而“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的实施，就是涉及首席科学家、岗位科学家、体系办公室、功能研究室、综合试验站等的群体活动，这个组织的运转效果可以从对蚕桑资源的综合利用而形成的产业一体化模式中得到验证。
　　理论的作用就在于对现实的指导和分析，本期发表的《“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技术创新及组织结构功能分析》正是试图体现这种精神。近年来，陶红博士运用组织传播理论对“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进行研究，这是一种积极的研究态度。本期同时还延续地刊登了胡河宁教授有关组织传播象征性的系列文章，并邀请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副教授郭卫平就公共媒体含糊陈述的目的动机以及制约性问题做了深刻的探讨论述。
　　
　　
　　摘要：本文以“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为对象，首先分析其实施的宏观政策背景和技术创新基础，其次解析“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和形成蚕桑资源综合利用模式的功能，体现蚕桑产业已经逐渐走上产业一体化的农业现代化进程，“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对农民增收、稳定我国蚕桑产业具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功能
　　中图分类号：G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5-0019-03
　　
　　
　　栽桑养蚕是我国传统产业，我国至今仍是世界蚕桑产业中心，蚕茧和生丝产量分别约占世界总量的80%和70%，蚕桑遍及全国26个省（区）的1000多个县，拥有桑园67多万hm2，1000万户蚕农，蚕农收入每年达100多亿。 由于传统蚕桑产业科技含量不高，为促进我国蚕桑产业平稳发展，国家茧丝绸办公室提出了体制改革和实现一体化管理及市场化运行等宏观措施。[1]2008年，蚕桑产业进入了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涵盖的50个农产品产业，称为“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2]2009年2月在江苏镇江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正式启动，向仲怀院士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建设“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工作。[3]本文拟对“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的宏观政策背景与技术创新基础，以及“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功能进行分析，探讨“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对稳定蚕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所起的积极作用。
　　一、“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实施的宏观政策背景和技术创新基础
　　熊彼特（J•A•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指出，技术创新是指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的组合包括引进新产品、引用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来源以及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组织等。技术创新是稳定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的基础。[4]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1920-）在其《制度变迁理论纲要》一文中，对制度变迁提出五个论点，“第一个论点，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第二个论点，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第三个论点，制度框架是提供激励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报酬。第四点，人们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想角色。第五点，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经济依赖的。”[5]这段话充分强调了实施技术创新的制度保障和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一）“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实施的宏观政策背景
　　21世纪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是以现代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资装备为支撑，最终实现农工商、供产销一体化经营。目前，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基本完善了本国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这是催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外在因素。[6]改革开放30年，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的“规模经济农业”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2005年10月，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核心目标是“生活发展，农民增收”，200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发表，随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出台，《规划纲要》中，把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到有效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高度，并特别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科技进步和创新愈益成为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依靠科学技术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愈益成为各国共同面对的战略选择，科学技术作为核心竞争力愈益成为国家之间竞争的焦点。”[7]在《规划纲要》中，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基础研究的第2条，提出农业生物遗传改良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科学问题；在科技体制改革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第4条，提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8]因此，全面提升国家、区域创新能力和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中长期发展的重点，为此，2008年，农业部、财政部等启动了50个农产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蚕桑排在第27位。
　　2009年2月，“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在江苏镇江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正式启动，向仲怀院士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建设“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工作。就此，国家对蚕桑产业的现代化建设拉开序幕，可以说，“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是国家为促进我国农业制度创新的产物之一。
　　（二）“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实施的技术创新基础
　　“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的实施与我国蚕桑界科学家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分不开，特别是最近十年我国蚕桑科学家们在家蚕基因组研究上取得的世界领先成果，为“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的实施提供了技术创新基础和重要驱动力。
　　19世纪初期，受世界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我国传统蚕桑产业受到很大打击。20世纪初，世界蚕桑产业发展趋势已发生很大转变，1913年日本家蚕遗传学泰斗田中义磨（Yoshimoro Tanaka，1884～1978）发现素蚕（plain）与黄血（yellow blood）基因连锁，于是，家蚕研究开始进入分子生物学研究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蚕桑产业有较快恢复和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茧丝生产大国。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以日本为首的蚕业科技发达国家加强了蚕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没有养蚕业的发达国家也大力开展蚕的生物技术研究，主要是利用蚕体生产蛋白质的巨大功能来生产其他有价值的蛋白质如干扰素、荧光素酶等。1991年，家蚕基因组研究以国家蚕分子育种计划（International Silkworm Project，M.R.Goldsmith1991）的方式提出来，主要任务是制作分子基因图（Molecular Gene Map）和数量性状定位分析（Analysis of Quantitative Traits locai），最终目标是利用分子标记直接在DNA水平进行重要经济性状的选择、固定，即实施“分子育种”，在很短的时间内育成高抗、强健、多丝量、易繁殖等特性的优质新蚕品种。
　　1993年，日、美、法等国学者全面实施家蚕基因组计划，1994年，我国蚕桑专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开始参与这项研究计划，并很快拥有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在家蚕基因组研究、蚕的生理机能及潜能开发、家蚕遗传资源基础研究、蚕的育种新技术研究、桑的组织培养和转基因研究等方面迅速取得了突破。[9]2003年8月，西南农业大学的蚕桑科学家们在极其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率先完成家蚕基因组框架图的绘制，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在家蚕基因组研究方面取得了世界领先地位，并找到了构筑21世纪蚕桑产业的突破之路。[10]2004年，《Science》发表了家蚕基因框架图，这是继我国科学家完成人类基因组1%测序工作、水稻基因组框架图和精细图之后，向人类贡献的第三大基因组研究成果，[11]2008年，西南大学家蚕基因组研究的科学家们再次宣布世界第一张家蚕基因组精细图诞生，2009年8月，《Science》再次发表西南大学科学家团队论文《40个蚕类基因组重测序揭示家蚕的驯化事件与驯化相关基因》，这标志着家蚕基因组计划以中国蚕桑科学家们取得圆满胜利而结束，就此，利用家蚕基因功能为人类创造财富的时代来临了，这就是“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实施的技术创新基础。
　　二、“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及功能分析
　　对于“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 组织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就是对其如何形成蚕桑产业一体化的分析，以及对形成的蚕桑资源综合利用模式的分析。
　　9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经济专家和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对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出现的农业产业一体化（Agricultural integration）进行研究。根据牛若峰先生的观点，“农业产业一体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通过实行种养+供产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是引导分散的农户小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系统内‘非市场安排’与系统外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农业自我积累、自我调接、自立发展的基本营运机制，是多元参与者主体自愿的经济利益共同体。”[12]农业产业一体化主要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一体化中的组织产权结构，二是这种产权结构下的经济参与者的经济行为，三是一体化组织的经济绩效，三者的关系是产权结构决定经济行为，经济行为决定经济绩效，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产业经济学代表人物贝恩（Joe S.Bain，1912～1991年）提出的“建立结构―行为―绩效模型”，即“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 Model）。[13]而“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实施中，“建立结构”表现为“首席科学家―功能实验室―综合试验站”的组织结构设置，而这个组织机构里的人员本身就是行为的实施者，实施的绩效表现为产业形成的模式。
　　（一）“首席科学家―功能实验室―综合实验站”的组织结构及功能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的实施要求，就是以每一个农产品为核心，强化育种、病虫害防控、栽培和养殖等六大关键环节，每一个关键点，形成清晰的产业系统性技术链条。对此，“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的组织机构及功能就充分体现这个要求，1个首席科学家岗位，1个体系办公室，6个功能研究室，25个综合试验站，各个组织功能非常清楚。首席科学家，主持构建蚕桑产业一体化的宏观设计，负责对各个功能试验室的任务布置及协调，负责对各个综合实验站工作的视察和指导，负责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蚕桑产业方向并提出新的发展思路等。体系办公室，体系办公室依托西南大学和中国蚕业研究所，主要负责所有行政事务，起到协调、沟通、服务的功能。功能研究室，包括遗传育种研究室、病虫害防控研究室、养蚕与桑树栽培研究室、设施与机械研究室、加工与综合利用研究室、产业经济研究室。每个功能试验室都有明确具体的工作，主要包括家蚕品种试验基地的建立与特殊蚕品种的试验示范、蚕病综合防治技术体系的初步建立与试验示范、优质高效桑蚕生产配套技术的试验示范、面向经济发达地区高效优质养蚕技术研发与试验示范、蚕农栽桑养蚕设备改良的省力化设备试验，还包括集成桑枝培养食用菌的技术规程，利用微生物技术开发蚕蛹蛋白，制备微胶囊蚕蛹油的工艺，开展国内外蚕业发展现状和趋势、蚕业科学技术发展现状和趋势、茧丝绸国际市场供求结构现状与演变趋势的调研和分析工作等。此外，功能实验室还要进行面向基层技术人员的技术指导与技术培训工作。
　　综合试验站，分布在全国 18个主产省区，试验站下又分设3～5个示范基地。每个综合试验站依托地方科研院所或政府部门，设立试验站站长，宏观调控综合试验站的运作。这些综合实验站直接面对农户，主要建成连片的优质、高产桑园示范基地，培养示范蚕户，开展优质高产桑树品种及栽培技术和的筛选、展示和示范，开展优质高产的蚕品种及饲养技术的筛选、展示和示范，配合岗位科学家组织展开蚕桑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及主要蚕药新品种的筛选、展示和示范，如图1所示。
　　图1“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组织结构图[13]
　　总之，“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整合了我国蚕桑领域优势科技人才资源，基本覆盖了占我国蚕茧总量 95%以上的产区，是我国蚕业科技力量的一次大整合，是我国蚕业科技人员与蚕桑产业最大规模的一次紧密结合，从组织结构上看，具备引导分散的蚕户从小生产向大生产转变的可能性，体现了蚕桑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思路。
　　（二）“多元化”发展产业的思路催生蚕桑资源综合利用模式
　　“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的根本任务是支撑蚕桑业的可持续发展，核心是持续稳定地增加农户收入效益。如何实现这一重要目标，“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的建设始终把对传统蚕桑产业改造放到第一位，而在“多元化”的前提下发展蚕桑产业就成为主要思路。经过两年的实施，已经形成了五种应对市场经济挑战的基本模式，并在重庆、四川、广西等地区已初显成效，稳定了蚕桑产业、提高了蚕农收入，[14]这五种模式目前还在逐步地扩大和拓展，如表1所示。
　　2.桑园农家乐旅游 5000~6000
　　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型（合作社+农户） 蚕沙“沼气―养鱼”模式 1.蚕茧、蚕丝
　　2.蚕沙生产沼气
　　3.蚕沙养鱼 5000
　　龙头企业带动型（公司+基地+农户） 桑园饲养家禽模式 1.桑园饲养鸡、鸭、鹅、兔
　　2.桑叶作饲料喂养家禽 4000~4500
　　数据来源：根据重庆市茧丝绸行业协会及重庆市对外贸易经济委员会提供数据整理而得。
　　蚕桑资源综合利用的五种模式虽然不能完全一一对应产业一体化的五种模式，但这符合蚕桑产业进行市场化改造的规律，并且取得了实际的收效。总之，“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 在实施几年后，在市场的导向下逐渐形成的五种资源综合利用模式，体现了其组织结构的有效功能。
　　
　　参考文献：
　　[1] 封槐松,总结经验教训 促进我国茧丝绸产业平稳发展[J].中国蚕业,2010(1).
　　[2] 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管理平台:我国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简介[OL].https://123.160.76/index.do.
　　[3] 向仲怀.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推进蚕业新的发展[J].蚕学通讯,2009(3).
　　[4] Joseph A. Schumpeter,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Transaction Publisher,1982.
　　[5] (美)道•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纲要[J].改革,1995(3).
　　[6] 高海水.世界农业发展趋势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J].经济经纬,2008(2).
　　[7] 中国经济年鉴编委会.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2006中国经济年鉴[M].北京:中国经济年鉴社,2007.
　　[8] 鲁成,向仲怀.21世纪蚕业科学基础研究发展趋势[J].蚕业科学,2000(2).
　　[9] 张德泽,王宇.破釜沉舟拼一场―向仲怀访谈[N].重庆日报,2003-12-4.
　　[10] 代方银.重铸21世纪“丝绸之路”―记向仲怀院士带领研究团队的科技创新之路[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1-23.
　　[11] 牛若峰.农业产业化的理论界定与政府角色[J].农业技术经济,1997(6).
　　[12] Bain, Joe S:Price and Production Policies;In Howard S.Ellis(ed.),A Survey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Philadelphia:The Blakiston Company,1949.
　　[13] 重庆市政府公众信息网.五种蚕桑资源利用模式初见成效[J/OL].农民科技培训,2009(12).
　　[14] 牛若峰.农业产业化的理论界定与政府角色[J].农业技术经济,19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