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雪域餐厅 [拉萨曲贡：雪域远古的辉煌]

　　主持人话语：王仁湘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1989年至1994年连续5年在西藏进行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工作。曾任考古所西藏队队长。曲贡遗址是他主持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出土的青铜镞把西藏使用青铜的历史由原来普遍认为距今约2000年（第八代吐蕃赞普时期）提前到距今约4000年。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西藏高原古代文明起源，意义重大。 --侯石柱
　　我对西藏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每当说起高原的人或事，我的思绪就会一下子驰骋到雪域，心中整个地都会为冰峰、羌塘、雅鲁藏布和布达拉所占据，就会想起在藏区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日日夜夜，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在遥远的雪域，我饮到酸甜的酒，听到高亢的歌，看到优美的舞，遇到纯朴的人，寻到古老的梦。最使我难以忘怀的，还是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在拉萨郊外这个古代文化遗址里，我和我的同行与藏族先民直接交流，我们探访到西藏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的远古农牧文明。在感受高原烈日的光焰时，面对着雪域先民的遗迹遗物，我们似乎也感受到了这号称世界第三极的远古的辉煌。

　　初涉雪域

　　1989年5月中国考古学会年会在长沙举行，我与同窗索朗旺堆在会议上不期而遇，当时担任着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他，向我表达了请考古研究所派员参与西藏地区考古发掘的愿望。就在长沙年会一个多月以后，我高兴地收到了雪域高原的盛情邀请。于是在当年夏季，我完成了一次近乎是梦中的旅行。后来我才领悟到，这次穿越世界屋脊的旅行，让我饱览了高原神奇的风光，让我探访到雪域居民的古今世界，它还以我从未体味到的强大力度磨炼了我的意志，它使进入不惑之年的我有了在其他境遇中不可能获得的人生体验。
　　 初次进藏并没有领教到唐古拉山生命禁区的威胁，而是由北京乘直航班机直飞拉萨。对北京而言，拉萨离太阳的距离毕竟近了3600多米，阳光更加灿烂，风光更为清新，但是低氧的空气却让人心跳加速，头痛不止，吃饭不香，入睡无眠。在藏期间，我的心脏搏动的频率始终在每分钟130次上下，每日只能维持3小时左右的浅睡眠。种种不适的感觉，并没有冲淡我初涉雪域的兴奋，也没有退却我深入探访高原的信心。
　　身体经过了几天的调适，感觉活力有了些许增加，在索朗旺堆主任的陪同下，开始了为期近1个月的野外考察旅行。考察的路线是先由川藏公路往东至林芝，再由林芝向西折，经山南至日喀则，然后绕过羊八井返回拉萨。一路重点考察的地点有林芝杜布石器地点和石棺葬墓地、朗县列山吐蕃墓地、乃东吐蕃墓地、琼结藏王陵等处。沿途众多的寺庙与飘飘扬扬的经幡，向我们展示着藏传佛教的现代氛围；山间高耸的陵墓和大大小小的遗址，向我们传导着高原文化的古代信息。高山牧场牛羊成群，河谷盆地麦浪翻滚，一派现代农牧文明景象，眼前的一切时时让我的思绪跃入到远古。就这样，探求高原农牧文明的演进，追寻它的源起，成了我心中开始酝酿的第一个西藏考古的学术课题。
　　穿越巍峨雪山，渡过澎湃藏布，我们不难发现，雪域不仅有奇险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也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璀璨的远古文明。拉萨北郊的曲贡村遗址，是我计划进行发掘的一个重要预选目标。曲贡，在藏语里是"水塘"之意，"曲"就是水，"贡"则是堰塘。曲贡村因早先有个大水塘而得名，现在水塘早已消失，但村名依旧。曲贡村位于拉萨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拉萨城正北5公里处的色拉乌孜山脚下，东面不远处就是黄教名寺色拉寺。由遗址南眺，可以清晰地望见雄伟的布达拉宫；登上布达拉 宫北望，更可对遗址一览无余。曲贡遗址位于雅鲁藏布江中 游地区，它的主要内涵应当代表了西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断面 ，很有发掘价值。 在离开拉萨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我又一次来到曲贡村。这次在一处因取土而破坏的地面，发现了一处居住遗迹，这是一个方形建筑基址，有石块砌成的壁面，居住面上散落着大量的木炭与草木灰。一见这黑黑的木炭，令我眼前顿时发亮，采到了木炭标本，就等于是拿到了判定年代的钥匙。采集起足够的木炭标本，我心头涌现出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
　　回到北京，不待身体缺失的氧气补足，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晕眩状态，我抓紧将木炭标本送到了碳-14实验室。没过多久实验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编号为ZK-2334的木炭标本，年代测定为距今3115年。我知道这个数据代表的只是曲贡遗址上层遗存的年代，它的下层的年代肯定还会早出一些。就是这个年代数据也已经让我觉得很踏实了，它至少是在前吐蕃文化的范围以内，表明曲贡遗址的主要内涵是属于史前的。不用说，是这个年代数据坚定了我的信心，由此我便下了决断：我们在西藏开展考古工作，就从曲贡遗址做起。
　　在我初入西藏1年之后的1990年夏季，终于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带着国家文物局核准的考古发掘证照，带领着新组建的西藏考古工作队，又一次登上了西进雪域的旅程。

　　“水塘文化”

　　曲贡遗址的发掘连续进行了3个年度，先后进藏参与这项工作的有10多人。我们有时由空中飞抵拉萨，有时则由陆路穿越雪域。队伍最大时有6个人，那次是由青海格尔木乘汽车经青藏线入藏，全体人员都经受住了高山缺氧的严峻考验，头痛和呕吐自不能免，在彼此的关照下平安翻越了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
　　沿途的冰峰，晶莹剔透， 虽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雄伟，但那种身临其境的体验却使人永不能忘怀。 由日落西山迎得日出东方，一昼夜的颠簸，谁都没有合一下眼。 当疲惫的汽车缓缓行进在拉萨河谷时，海拔高度已经下降了2000米。抬头向车外望去， 阵雨洗涤过的天空中现出了两道叠合的彩虹，是这难得见到的霓与虹将我们引导进了拉萨古城。我的一位年轻同行说，这应当是一个好兆头。
　　1990年8月18日，我和我的同行进驻曲贡发掘工地，宿营地是离遗址不远的部队营房。在大体安顿好以后，当天就进行了环境调查，确定了具体发掘地点。20日发掘正式开始，通过小面积试掘，工作很快全面铺开。来往的僧尼路过这里，赶着牛羊的牧童经过这里，他们不知道这平日里走惯了的山脚下，会有历史遗留下的什么宝藏。
　　由于受山洪冲刷，遗址被分割成若干条块，保存不佳。但在一个月后第一期发掘工作顺利结束时，收获却超过了我的预料。在接下来的1991、1992年田野工作又持续了两季，遗址保存较好的部分全都进行了发掘，遗址的总面积为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发掘揭露的遗迹主要有灰坑和墓葬两类，出土遗物有玉石器、骨器、陶器、小件铜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石器以打制的占绝大多数，以石片石器为主。石片石器普遍采用预加工技术制作，先在核体上整形修刃，工艺简练。打制石器主要类型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斧形器、凿形器、切割器、刮削器、尖状器、尖琢器、石钻和石镞等。见到少量细石器标本，多见细石叶，不见典型细石核。出土的磨制石器和玉器很少，但制作十分精致，采用了穿孔和抛光技术，主要器型有梳形器、锛、镞、刀、齿镰、重石、研色盘、磨盘与磨棒等。骨器有一定数量，品种比较丰富，锋刃磨制较精。主要器型有锥、针、镞、笄、饰牌、刀、梳形器等，其中以骨锥数量最多。
　　曲贡居民的主要生活用具是陶器，制陶采用了手制轮修技术，陶器的成型、装饰、焙烧都显示出相当高的水平。陶器主要器型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颈罐、大口罐、圈足碗、豆、盂、单耳杯、圜底钵等，多见圜底器，绝不见平底器。陶质以夹砂灰褐色、黑色、褐色为主，很少红陶和红褐陶，有十分精美的磨光黑陶。陶器的装饰采用磨光、磨花、剔刺、刻画等工艺，不见拍印纹饰。纹样多见菱格纹、重菱纹、戳点纹、划纹、折线纹、三角纹、圆圈纹、网纹、附加堆纹等。
　　曲贡人制陶采用的磨花装饰工艺，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工艺，过去国内史前考古还不曾有过类似的发现。它是在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后，再磨出糙面作底纹，使保留下来的光面构成素雅的图案，这种无彩的装饰胜于有彩，是曲贡人独到的艺术创造。
　　曲贡遗址的文化内涵，表现出许多独到的特点，它为我们展示了雪域高原远古一支农牧部落的文化，为探索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的开发史，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从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上看，它晚于以往在西藏昌都发现的卡若文化，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曲贡遗址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500至3750年之间。当然这个上限还不是实际上的最早年代，估计还可以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
　　后来的调查证实，与曲贡遗址文化内涵相同的遗址，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还有一些发现，如贡嘎县的昌果沟遗址和琼结县的邦嘎村遗址，都见到性质相近的文化堆积，表明这是具有一定分布范围的富有特点的古代文化遗存，可以将它命名为"曲贡文化"。如果译成汉语的话，应当称作"水塘文化"，只是这名字就显得不那么雅致了。

　　雪域早期农牧文明

　　说到西藏，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珠穆朗玛，还有冈底斯和唐古拉，一片冰封的世界。在某些研究者看来，在冰峰叠嶂的雪域，没有孕育发达的原始文化的条件，西藏的人种与文化可能都是由周边的外部移入的，而且这种移入是很晚才发生的事。事实果真如此吗？
　　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现代藏族中至少存在可以辨识的两个基本的人类类型，概括称为长颅型和短颅型，前者分布于西藏东部，后者主要分布于西藏南部。东部类型形体高大，我们熟知的康巴人就是典型的代表。曲贡遗址出土的一具人的完整头颅骨，人类学家鉴定认为属中长颅型，接近现代藏族人的东部类型。可以确定曲贡人是拉萨河谷地带的土著居民，他们创造的文化为高原腹地的古代土著文化。高原的原始文化并不是由外部植入的，而是在本土孕育发展起来的。
　　选择拉萨河谷地带聚居的曲贡居民，已经有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曲贡人有大量的砍伐类石器，可用于砍伐灌木丛，开垦河谷地带的土地。还有不少切割类的石器，可以用于谷物的收割。曲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它们是粉碎谷物的必备工具。这些磨盘多数形体很大，有的一个人搬动感觉还挺费劲，它们原先可能是放置在居址内固定的位置，不会经常挪动。磨棒一般为椭圆状的馒头形，正好握在掌中。这种磨具的臼窝很深，应当是用于粉碎谷物的，它让我们联想到曲贡人的主食可能为面食。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并不清楚，可能就是青稞麦之类。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代要湿润一些，较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过去藏汉文献记述西藏腹地的农耕文化出现很晚，充其量不过是公元二三世纪的事。曲贡遗址的发掘证实，西藏腹地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距今4000年前。
　　曲贡居民在农耕之余，还驯养家畜以补充生活来源。曲贡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中，属于家畜的有牦牛、绵羊和狗。曲贡家牦牛个体不大，细角，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家牦牛。牦牛在英文里念作yak，与藏语完全相同。从语源学的角度追溯，牦牛确实是起源于西藏高原的，但过去并不知道野牦牛的驯育年代。曲贡遗址的发现提供了确切的答案，家牦牛的驯养在曲贡文化时代就已经完成了。出土的绵羊骨骸为藏系大角绵羊，体形很大，当是由西藏野生盘羊驯化得来。牦牛和绵羊这两种家畜遗骸的出土，表明农牧结合的经济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当然这两种高原家畜驯化成功的年代，肯定应当要早出曲贡人生存的年代。
　　曲贡人在农牧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是狩猎。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狩猎工具，也发现了许多野生动物骨骸，种类有马鹿、麝、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在灰坑中还发现了一些鱼骨，表明渔捞也是当时的一个辅助经济手段。 与畜牧经济相关联的发现，值得说道的还有"梳形器"，它有排列均匀的小齿和便于抓握的手柄，多用石料精磨而成，先后出土10多件。它既不像梳，也不是锯，用途令人费解。后来有个意外的机会参观拉萨地毯厂，看到工人们编织地毯所用的打纬器具，正是一柄类似曲贡遗址所见的梳形器。这一定就是答案了，梳形器表明曲贡人有了建筑在畜牧经济基础上的毛织工艺，他们已能生产毛毯之类的御寒产品。类似的梳形器在新疆，在甘肃和青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也有一些发现，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表明古代西部民族拥有相似的毛织工艺。
　　磨盘、牦牛、藏绵羊和梳形器，是雪域存在早期农牧文明的几个重要证据，这应当是曲贡遗址发掘的重要收获之所在。

　　向青铜文明的门槛迈进

　　在曲贡遗址首次发掘就要进入尾声时，我们突然有了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在我的发掘日志上记录的这个发现是1990年9月15日。那天临近中午的时刻，发掘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我正盯着面前的探方，观察着地层上的些微变化，突然身后传来呼唤我的声音，同事古方来到我面前，只见他将握着的手掌慢慢展开，我看到那掌中竟是一枚带着铜锈的箭镞！
　　铜镞出自古方负责的103号探方中，它埋藏在12号灰坑内。这铜镞与大量的打制石器共存，它在雪域高原的腹地出土，确实是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发现，我们作为发掘者，没有接受这个发现的准备。也难怪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些藏族学者对这个发现也感到不易于接受，因为人们在过去努力构建的藏学体系中，并没有留下一个合适的位置来容纳它。
　　这枚铜镞形体端正扁平，短铤，边锋微弧，刃缘锋利，长3.7、宽1.4厘米，厚不及1毫米。造型明显是仿自更早的骨镞，遗址还出土过一件型制相近的磨制玉镞。铜镞送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进行了鉴定，经用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测定，显示铜镞为锡铜合金，含锡量为12.51%,含铜量为83.67%，属于配比相当规范的青铜。同时进行的金相观察证实，铜镞为铸造青铜组织。冶金史专家对这枚铜镞最终的鉴定结果是：铜镞系以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当拿到专家对铜镞的鉴定报告时，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心情之激动自不待言，我为由铜镞而表现出来的对西藏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估价过低而惭愧。后来我在一篇刊发在《中国文物报》和《人民日报》等报纸上的新闻稿中，是这样评述曲贡的重要发现的：
　　曲贡遗址青铜镞的发现意义重大。首先是它的时代与中原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当，但这肯定不会是西藏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代，应当还能追溯得更早一些。其次是铜镞为消耗品，以铜铸镞表明当地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三是铜镞合金成份配置合理，表明当时已有较为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其四是铜镞形态较为原始，遗址上还见到形状相同的玉镞，表明它应属当地产品，不大会是传入品。据此可以初步推定，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时代的步伐。
　　由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自以为应当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西藏腹地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向青铜文明的门槛迈进。

　　埋葬与信仰

　　埋葬制度体现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曲贡人采用埋葬的形式安置亡灵。他们将墓穴掘成方形或长方形，用选择过的石块垒成墓室，石块垒成的墓室象征死者生前的居所。葬式有曲肢葬和二次葬，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合葬墓以实用陶器随葬，单人葬没有见到随葬品。
　　古代民族无不都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多神的世界里，人们用自己造作的众多神灵统摄着心灵，打发着艰难的岁月。曲贡文化居民自然也不例外，他们也拥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天地，他们有原始的宗教仪式，有表明自己信仰的特殊方式。曲贡人在大量的石器上涂有红颜色，石器的砾石面上和石片疤上都能见到红颜色，有的石器是斑斑点点，有的则是通体涂红。涂红石器比例相当大，要占到全部石器的五分之一以上。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制作红颜色的大量研色盘，还有专用于盛储红颜色的小陶瓶和借作调色盘使用的大陶片。经测定红颜色为赤铁矿粉末，色泽鲜艳耐久。红色在史前人的眼中，是生命与力量的象征，过去在世界各地的史前遗址中也发现过一些器具涂红和人骨涂红的例证，不过像曲贡居民这样在大量的打制石器上涂红，以前还没有见到过。曲贡人崇奉红色信仰，在石器上涂红，也许是想赋予石器以力量，这体现了他们在同大自然的抗争中所作出的一种特别的努力。
　　曲贡遗址还发现了人祭和牲祭遗迹。曲贡人有牲祭习俗，以动物作牺牲，祭祀神灵。发掘时在灰坑和地层中，发现了完整的狗骨架和秃鹫骨架，这应当是牲祭遗存。在两座灰坑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架和环切的颅盖骨，这可以认定为人祭遗存。我们不能确知的是：这样的人祭与牲祭是基于什么动机，当时祭祀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对于一些重要的神灵，古代人类常用贡献生命的方式来表明虔诚，人祭正是这种虔诚最高的体现。
　　曲贡人还通过陶艺体现自己的信仰。出土的两件陶艺作品非常引人注意，一件是浮塑的猴面，另一件是捏塑的鸟首。猴与鸟都是古代藏族怀有特别感情的动物，通过陶艺表现它们的形象，不会是寻常的艺术品。
　　曲贡遗址的海拔为3680－3690米，比拉萨城高出20多米，比过去发掘的昌都卡若遗址高出500多米，是中国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址。它被评为199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也是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后来又获得社会科学出版基金资助，发掘研究报告《拉萨曲贡》已经出版。我不能忘记先后参与过西藏队工作的同伴，真诚感谢他们的精心合作，我们共同揭示了雪域高原远古文化中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