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以“师”为本，志存高远的“经营”校长:志存高远

　　1925年初,正当他踌躇满志地准备在自己一手创办的东南大学再展宏图的时候,政府内阁的一纸罢令让他梦断金陵。然而在短短的五六年里,他竭心尽智,苦心经营,使得刚诞生不久的东南大学声名鹊起,综合实力一跃可与北京大学相提并论;在办学过程中,他立足高等师范教育,进而向综合性的大学挺进,为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绝佳范例;在经营管理的实践中,他勇于开拓,巧妙施招,为东南大学争取到大量的人才和经费,从而奠定其坚实的物质基础。
　　他就是国立东南大学的创始人――郭秉文
　　
　　集结八方之力奠定东大基业
　　
　　
　　郭秉文早年留学美国,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给了他深刻的影响。美国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突出了它服务社会的职能,这在郭秉文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中也充分显示出来。为了取得社会各方的支持,“服务社会”就必须成为东大办学目标的应有之义。因此,郭秉文上任伊始便致力于改革学校的领导体制。首先,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添设校董会。校董会是全校最高的决策机构,地位与校长并立甚至更高。校董会的成员主要是由社会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组成:其中既有著名的教育家,如蔡元培、蒋梦麟等,又有能对政府和地方施加影响的社会名流,如张謇、黄炎培等,还有实业界、金融界的巨子,如荣宗敬、穆藕初等。校董会的职权经过1924年的修正后,主要有六项:一、决定学校大政方针;二、审核学校预决算;三、向教育部推选校长;四、议决学校科系的增加、废止和变更;五、保管私人所捐的财产;六、议决学校其他重要事项。东大校董会的设立,沟通了东大和社会的联系渠道,使学校在办学过程中获得了来自社会的更多政策、舆论和经济上的支持,遂得以迅速发展。
　　学校经费问题的解决就体现出这种制度的优越性。首先,郭秉文利用校董会出面募集资金。1924年,东大建造生物馆,其中10万元就是由校董会筹集来的。其次,他努力争取国外基金会的资助和鼓励私人捐助。1927年建成的东大科学馆得到了美国洛氏基金会10万美元的资助,这开创了我国国立大学接受外国基金会资助的先河。东大图书馆是郭秉文说服当时的江苏督军齐燮元,用其父齐孟芳的寿仪15万元加上其他捐款而建成的。另外,郭秉文还充分利用银行的投资。东大的学生宿舍,就是采用银行投资合作的方法建成的。郭秉文在南京办学的十年,正是中国军阀割据的年代,当时的政府财政枯竭,在当时全国众多高校经常发生拖欠教师薪水的情况下,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在郭秉文任校长期间却保持了10年不欠薪水的记录,这在旧时代的中国的确是一个奇迹。
　　另外,郭秉文在办学过程中切实地将为社会服务的理念付诸实施。例如,他将东大的商科办在了上海,主要考虑上海是全面的经济中心和商业中心。在上海办学校,有利于了解各种信息,及时根据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为缓和上海金融人才紧缺的矛盾,东大商科的图书馆率先向社会开放。东大还面向社会,开暑假学校的先河。1920年夏,为大面积提高当时各类教师和各级教育行政人员的水平,南高师开办第一届暑假学校,以后又连续三年开设这类有成人教育、继续教育性质的学校,使四千多教育工作者受益。
　　
　　东南大学在郭秉文的苦心经营下,再加上校董事会中来自社会各界名流的财力和智力的巨大投入,得以在短短几年当中积累了深厚的教育资源,从而奠定其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堪与北京大学并驾齐驱的地位。
　　
　　揽尽天下名士孕育国家英才
　　
　　除了在大学的经营管理体制上独辟蹊径,并获得巨大成功之外,郭秉文还将“以师为本”的思想贯穿于其办学实践过程中。然而,他的“师本说”却拥有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同其教育家一样,郭秉文把延聘优良师资作为办学的首要任务。从当时中国学术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郭秉文特别重视从留学生中物色师资。他常常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顺便去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周咨博访,亲自恳求,千方百计地游说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到南高师和东大任教。他在师资招揽方面的一项“杰作”就是促成由数百中国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来南京高师,并使之成为南高师和东大教师来源的重要渠道。
　　郭秉文揽才有道,一时被传为美谈。就连胡适也坦言:“要不是蔡元培先生与我有约在先,我肯定也难逃郭秉文之手。我的两度同窗挚友任鸿隽,不是已被郭先生请去了吗!”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其著作《中国五十年》一书中,也对郭秉文赞誉倍至:“他延揽了50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此外,北京大学教授梁河钧先生在其《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也说道:“东大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故校誉鹊起……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的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就这样,在郭秉文的努力下,南高师和东大的师资盛极一时,几乎每一学科都有若干位第一流的教授和学者。文科有刘伯明、陈衡哲、杨杏佛、陆志伟等;理科有任鸿隽、胡刚复、竺可桢、熊庆来等;教育科有陶行知、陈鹤琴等;农科有邹秉文、秉志等;工科有茅以升、涂羽卿等,国文有顾实、钱基博、陈中凡、吴梅等;英文有张士一、楼光来、吴宓等;商科有李道南、沈兰清、胡明复、潘序伦等。这些学术大师的加盟,使得东大的人才培养具备了坚实的师资基础。
　　
　　然而,郭秉文“师本说”独树一帜的方面,就是其主张新型的高等教育应该“寓师范于大学”,将师范专业的教育与大学综合知识技能的学习融为一体。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培养合格的教师,只有师范教育的水平大大提高,中国教育的整体状况才能尽快好转。而真正合格的教师除了要熟练掌握专业的学科知识之外,还需要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的规律,以便将平生所学顺利地传授于学生,此二者缺一不可。于是,郭秉文试图平衡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师职业技能的教育,同时还提出在师范学校基础上创办综合性大学的远大目标,使彼此能够相互促进。此外,郭秉文还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既要培养通才,也要培养专才。在具体的办学过程中,本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视应用;专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视基础。作为综合性的大学,既要有偏重理论的学科,也要有偏重应用的学科,使学科之间做到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在办学措施上,提出“严格甄审,宁缺毋滥”的招生原则,入学考试兼采心理测验。强调师范生必须出类拔萃,除应具有普通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外,还须具备两种修养,即教材教法的精研与器识抱负的培养。他还十分重视学生品德教育,注意培养学生自觉、自治、自省的良好风尚。
　　就这样,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培养出无数基础扎实、实施广博和堪当重任的学生,真正实现了办学要为社会服务的教育理想。
　　
　　促进国际交流开拓学术视野
　　
　　郭秉文认为科学没有国界,一个民族要想使自己的文化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那就必须不断推陈出新,吸收其他文化的精髓,创造发展新的文化。因此,他提出在立足国内,服务社会的前提下,学校的发展还应该置身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格局之中,即从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将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自己参照的目标,并形成全球性的学术视野。
　　
　　为此,郭秉文竭尽全力邀请那些享誉世界的国外学者到东南大学讲学,并亲自到国外考察交流,以期获得其它国家的各种教育援助。从1921年10月到1922年,他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博士来东大参观演讲。而孟禄博士此前一直对中国教育颇为关切,来华考察之后,他认为东南大学将来可成为东方教育的中心,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大学”,并建议国际教育会每年派遣著名专家来东大演讲和任教,所授科目要年年更新。另外,孟禄博士作为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基金会的代表,帮助东南大学从该基金会获取数万美金购置心理学检测仪器。
　　美国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在20年代初期想在中国物色一所学校,合办工科大学,孟禄博士遂推荐东南大学最为合适,并积极从中斡旋促成双方的合作。可以见得,仅孟禄一人就对东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后,郭秉文还先后邀请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美国教育家杜威、克伯屈、罗格、迈克尔等知名学者来东大讲学,一时间东大可谓名流荟萃,声名也随之蜚声国际。
　　此外,郭秉文也注意派遣东大的教师出国学习交流。1922年,他派遣教育科的王克仁、邰爽秋和化学系的张江树等10人赴美留学,这些人回国后大多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而他自己也数次出洋考察,1915年春季,他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同年6月,又赴日本考察高等教育,1917年,郭秉文受教育部派遣,与黄炎培一同赴日本和菲律宾考察,1919年,他又率团考察英、法、德、意和瑞士等国的高等教育情况。每次学习归来,郭秉文都要向师生和有关各方人士作书面报告。1923年,他还以中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世界第一次教育会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说,督促世界各国摒弃差异,共同发展。由于他的演讲情理并茂,颇得与会人员赞赏,于是会上他就被选取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卸任之后,郭秉文还不忘加强国际交流活动,致力于宣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总之,郭秉文的这些举动确实起到加强世界文化交流和学术互助的作用。东南大学在他的领导下,也成为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重要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