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爱略特小说的和谐社会思想探析 乔治艾略特中途

　　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是英国19世纪最著名、也是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她以为数不多的高质量作品，跻身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坛的大师之列。英国评论界的泰斗、权威学者F・R利维斯盛赞她的作品具有“托尔斯泰式的深刻和真实性。”[1]究其原因，是因为她的小说表达了对社会、对人性在宗教和道德层次上的深刻思考与探索，或者说“英国小说惟有到了乔治・爱略特手里，才真正成为一种严肃的文学体裁，成为一种分析人性、解释社会和宣扬道德的手段”[2]。从其对宗教道德的阐述中，我们发现，爱略特宗教道德从不同的侧面，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本文试从和谐社会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谐社会思想的内涵、实现和谐社会思想的途径来剖析爱略特的宗教道德。
　　
　　一、和谐社会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任何一位作家思想观、创作观的形成与发展，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与个人生活经历结合的产物。乔治・爱略特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的英国社会状况主要有两股潮流：一是民主的潮流，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选举修正案”，扩大了公民选举权范围。二是科学的潮流：19世纪中期自然科学的一系列发现，对当时的社会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生物进化理论的创立。1857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出版，顿时在思想界引起轰动，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猛烈冲击了形而上学的思想观念，严重地破坏了***教会的权威。维多利亚人开始从对现实社会宗教权威的驯从与信赖逐渐走向怀疑。由于维多利亚的社会现实，此时维多利亚人的社会心态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焦虑不安：一是宗教方面的焦虑，二是社会方面的焦虑。宗教方面的焦虑是由于教会的权威受到挑战，***义遭到怀疑；社会方面的焦虑则是因为害怕社会革命。
　　在19世纪中后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人们的物质需求已获得了较高的发展，而在精神上则开始出现危机，特别是上帝被人们从神圣的祭坛搬下，人们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道德成了不值钱的东西，怀疑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泛滥。面对这样的社会，如何寻求理想社会的出路，如何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如何遏止社会罪恶，已成为当时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一些思想敏锐的文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多变的世界，录求新的精神支点，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道德和伦理进行重新思考，他们想发现一种新的宗教来重建社会意识形态，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身处这一传统的爱略特也在寻找一种构筑她浪漫主义的和谐、理想的社会蓝图的良方，开始了对人际社会的探讨与思索。她从宗教信仰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出发，具体分析了宗教道德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并提出了构建以爱为核心的人际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范式，这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和谐社会思想的主要内涵
　　
　　在爱略特的作品中，常常会出现她所构筑的浪漫主义的和谐、理想的社会蓝图。在这一和谐蓝图的主要内涵是以爱为核心的人际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理想生存空间。
　　首先，以爱为核心的人际和谐。
　　爱略特把爱看成她理想中的宗教的核心，对她而言，爱具有起源的意义，只有爱才具有真正的、神圣的、可靠的威力。人的本质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原则必须是人对人的爱。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必定会得到爱的回报。在《织工马南》中，温兹洛普太太是拉维罗社区精神的代表人物，心地善良，时刻关心他人。她尽全力帮助马南抚养爱蓓，用自己对宗教的坚定信仰和浅薄认识来启发和开导马南。她的爱心最终也得到回报，她的儿子娶了漂亮贤惠的爱蓓为妻。马南在第二次遭遇不幸后，把全身心的爱放在了爱蓓这个与他毫无关系的女孩身上，而高德弗雷明知爱蓓是自己的女儿也不认领。当爱蓓成年后，高德弗雷想认回女儿遭到拒绝，马南却因为爱而最终得到了爱。
　　爱略特进而认为，人只有在同类之中，才能找到爱并体悟到人生的意义。这充分体现了爱略特以人为本的思想。她在写给出版商布莱克伍德谈论《织工马南》的信中说；“你读了我这本小说，觉得它稍嫌阴郁，我绝不会感到奇怪……不过，总的来说，我希望你不至于完全认为它是个悲伤的故事，因为它是要――或者说是存心要强调说明，人与人之间纯洁的、正常的关系具有治愈心灵创伤的作用。”[3]马南两次遭遇不幸后，绝望到了极点，甚至想到以死来了结一切。即使像他这样绝望的人，仍然能够在抚养爱蓓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与人交往的大门，并在同类之中找到人生的意义，获得精神上的慰藉。爱略特把孩子描绘成拯救马南灵魂的天使，实际生活中孩子是马南与其他人沟通和交流的纽带。在抚养爱蓓的过程中，以温兹洛普太太为代表的善良邻居们富有同情心的慷慨帮助，使马南从自我封闭的狭隘世界走了出来，重新回到人的世界。在同类之中，他找到了爱与同情，过上了幸福、充实的生活。正如爱略特所言，他是靠“人与人之间纯洁的、正常的关系”治愈了精神创伤。
　　其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生存空间。
　　爱略特小说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前后英国乡村的田园生活，这在文学界众所周知、有口皆碑。她的绝大部分作品基本上取材于自己在华立克郡乡村成长经历中的所见所闻，描写了她所熟悉的尚未被机械文明侵蚀的乡村中的最后一批自耕农。在这些小说中，爱略特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乡村的风光和生活习俗，歌颂英国农民在宗法制社会中的恬静和愉悦，表达了她对田园生活的留恋和向往，以及对在人与自然和谐状态下所具有的原始宗教信仰的赞颂。
　　《织工马南》中的“拉维罗是一个古代回音萦绕未散，而新时代的声音尚未侵袭的乡村”[4]。可以说，拉维罗是爱略特理想中的一方净土，这里没有工业文明的污染，有的只是大自然的清新和劳动人民的淳朴，以及人与人之间纯洁、和谐的关系。《亚当・贝德》中的干草坡同样如此。在干草坡，随处可见漂亮的乡绅宅第掩映于山谷之中，到处是有长形谷仓和金色禾草堆的人家，以及那从树丛、茅草屋顶和暗红色砖瓦中伸露出来的灰色塔尖，“人们在绿色的牧场、静静的流水环绕中过着安静的生活，种地牧牛”[5]。这里的人们都自我满足地生活在恬静的环境中，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阳光与空气。
　　在爱略特看来，自然是个有生命的整体，是个有着精神、道德和本质的神秘存在。自然的启示能够唤醒人类美好的天性和善良的情感，人只有生活在大自然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她把乡村的田园牧歌与人物的感情糅合在一起，表达她热爱自然、以回归自然来实现人的自然天性的美好愿望。
　　
　　三、实现和谐社会思想的途径――后果论：惩恶劝善
　　
　　人类所有的宗教伦理，几乎都宣扬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观念，佛教如此，***亦如此。***的来世说宣扬人的原罪，告诫信徒们必须不断赎罪，自我净化，行善积德，通过上帝来拯救自己，死后灵魂才能进入天堂，获得永生，否则就要被打入地狱。在宗教情感根深蒂固的西方社会，这种因果报应的模式，也成为很多作家进行道德劝诫的常用手段。
　　乔治・爱略特的笔下，没有绝对的好人和恶人之分，只有“利他主义者”与“利己主义者”两种人。这两种人分别因为自己的无私或自私，得到的回报也不相同。利他主义者付出的是爱，得到的回报也是爱，还有他人的尊敬。亚当和戴娜获得了真正的爱情，马南获得了养女的不离不弃、失窃的金钱的失而复得和晚年的幸福生活，温兹洛普太太获得了称心如意的儿媳，多萝西娅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在塑造“利他主义者”人物群像的同时，爱略特也塑造了另外一批截然对立的人――利己主义者。自私自利、不负责任是他们的本性。而这些人往往也自食恶果，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牧师情史》中的安托尼就是一个典型的“利己主义者”。安托尼因为无聊，就随便找凯特润娜调情。他明知吉鲁费鲁深爱着凯特润娜，但他却“挑逗”凯特润娜，接着，他又对爱舍小姐采取了“特殊行为”，他对谁都没有真情实感，既不爱凯特润娜，也不爱爱舍小姐，只爱他自己。结果，他伤害了凯特润娜，也伤害了爱舍小姐，甚至伤害了他舅舅和他自己。他陷入自己制造的爱情纠纷之中，无法自拔，无力解脱，最后因精神紧张，过度焦虑，心脏病突发而死。可笑而可恨的是，直到死安托尼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给别人带来的伤害，而只是自怨自艾，从始至终，安托尼想到的都只有自己，真是个典型的既卑鄙又残忍的利己主义者！
　　而在《织工马南》里，高德夫雷・卡斯与莫莉私通，生下了爱蓓，但由于害怕父亲会取消他的继承权，不敢承认此事。莫莉被迫四处流浪，冻死雪地。女儿无家可归，高德夫雷也不认领自己的骨肉，高德夫雷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人，但不愿承受由此带来的任何后果。这种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酿就的是一杯苦酒，而品尝者正是他自己。后来，他与南茜结婚，但南茜一直没有生育。在爱蓓长大成人后，高德夫雷感到了膝下无后的孤独，便向妻子坦白自己过去曾有一个私生女，表示忏悔，并希望能认回自己的女儿。爱蓓却态度鲜明地说：“我不能离开我爸爸，我不承认有任何人会比他更亲近”，“只要他在，我就要守着他，谁也别想把我们分开”[6]。高德夫雷终于明白，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已经无法挽回。
　　通过对利他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的刻画，以及他们截然对立的行为方式所造成的不同后果，爱略特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爱必须是双方的，只有先付出爱，才能得到爱。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必定会得到爱的回报；而一个不肯善待他人的人，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被社会所抛弃,这就是爱略特所谓的“后果论”（Law of Consequences）。
　　从以上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爱略特的宗教道中，渗透着和谐社会的思想，即只有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空间中，人与人之间在爱的的基础上，人与社会才能和谐发展，同时为了他人，也为了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做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者，而应该有一颗博爱、宽容与同情之心。因为只有爱，生命才有意义，才会充满光彩，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注释：
　　[1]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208页。
　　[2]刘文荣,《19世纪英国小说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3]Carrol Davad,George Eliot:The Critical Heritage,New York:Barnes & Noble,Inc,1971.P.169.
　　[4][6]《织工马南》曹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第235页。
　　[5]《亚当・贝德》周定之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页。
　　
　　*此文章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资助课题成果 项目编号：07C142
　　
　　彭丽华，湖南益阳人，硕士，长沙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