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中的异乡者 大地上的异乡者

　　2001年底，52岁的北岛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他发现：“北京已面目全非，难以辨认，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北岛.城门开[M].北京：三联书店，2010.1.）故乡，通常承载着人深挚而美好的记忆。但是，当回到故乡，发现人非物也非，记忆与现实无法对接，甚至发生剧烈冲突时，那种失落和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100多年前，韦庄就告诫我们：“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当然，故乡，并非一定是地理意义上的。大约一百年前，在一首题为“灵魂之春”的诗歌中，奥地利诗人乔治・特拉克尔（Georg Trakl）写下了那句广为传诵的诗：“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异乡者，不是特拉克尔独有的意象，在二十世纪许多哲学家和诗人那里，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意象，它们共同指向一种“怀乡病”――在快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和冰冷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剧烈冲击下，人们失去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故乡，感受到精神和肉身的双重失落，渴望回归大地“诗意地栖居”。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而漫长的变迁，特别是建国以来，随着社会运动和改革开放的相继而来，社会文化一直处于活跃的转型进行时。学校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领域，当然也在发生着持续的变革。这种变革，既是物质上的（如学校的撤、并、转、迁，楼宇与环境的改造，教育教学设施的更新换代，等等），也是精神上的（如教育哲学的发展，“一训三风”的重构，课程理念的革新，等等），但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都会让学校的现实与记忆出现不同程度的错位，甚至是断裂。由此，在学校中惆怅徘徊的异乡者日渐增多。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学校变革上，不少学校是盲目而浮躁的。创新，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POSE、一个标签、一种行为艺术，在“厚今薄古”甚至“是今非古”潜在意识的驱动下，粗暴抹杀、随意丢弃学校记忆的现象并不鲜见。当然，在热衷于寻求学校传统的背景下，更多情况是“以古饰今”――把散落在学校历史中的记忆进行筛选、改造、拼接，然后用以装点学校光鲜华美的门庭。学校记忆是纷繁复杂的，任何一所学校都会有令人激动、骄傲的煊赫记忆，但也难免会有一些令人尴尬、羞愧的灰色记忆。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学校记忆全盘丢弃固然是令人遗憾的，而选择性地留住煊赫记忆并津津乐道之何尝不是另一种遗憾？
　　前不久，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发表了《给清华大学的公开信》，把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一百五十周年校庆进行了对比，批评清华大学“大造舆论，邀请名人捧场，极尽评功摆好之能事”，而没有像麻省那样“举行严肃的反思活动”。无独有偶，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夕，身为北大教授的钱理群在《读书》当年第5期发表了《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回顾了1922年北大25周年纪念活动中蒋梦麟、胡适、李大钊等人对北大过去的反省，向包括自己在内的“念念不忘‘北京大学的辉煌’的北大人”发问：“我们的前辈在面临‘校庆’，面对所展示的成绩时，不是忙于欢呼，忙于评功摆好，更毋论自我吹嘘，而是‘反省’、‘批判’、‘挥一把愧汗’，以至感到‘大耻辱’！彼此的境界是怎样的不同啊！究竟哪一种代表了‘真北大’的境界、声音、‘真北大’的传统呢？”在喜气洋洋的校庆（特别是百年大庆）上进行自我反省似不合国人的习惯，但这恰恰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一所学校的气度和眼光――“鉴往”才能“知来”，没有对灰色记忆的冷静剖析与深度反思，学校何以保证不再重蹈覆辙？何以有在未来留下煊赫记忆的底气？
　　据说，美国印地安人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我们走得太快时，应该停下来等一等我们的灵魂。学校记忆，不仅是师生情感的维系力量，更是联结一所学校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内在灵魂。当学校走得太快时，就会丢失自己的灵魂，成为“大地上的异乡者”。走得快未必能走得远，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因此，我们不妨放慢脚步，回过头来捡拾、整理散落在路上的学校记忆，从中获取温暖、汲取力量、鉴取教训，重新找回我们的灵魂，回归诗意栖居的故乡。
　　（杨孝如，《江苏教育研究》杂志社，2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