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红奔驰的部长_奔驰六乘六

　　１ 　　 　　我是1956年以后才来到北京的，那辆红色的奔驰轿车本是韩光同志的座车，后来他换了吉姆，红奔驰就成了我的专车。那时小汽车很少，尤其是进口的高级车就更少了，走到哪里都很显眼，所以九院的老人们都有印象。
　　刚一落座，刘老就回答了记者这一直白的提问，非常爽快敏捷，根本不像一位年逾九旬的老人。
　　我的祖籍是湖南长沙，为当地的仕绅大族。曾祖父刘培元是曾国藩湘军中的一员骁将，死后被朝廷谥为“壮懿公”。
　　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家道中落，但总的讲，我还是在“甜水”里长大的。
　　我原名叫刘锡尧，行二，“锡”是家谱中的排行。抗日战争中，战友程坦嫌锡字太繁，就自作主张改为西，我也就“顺水推舟”了。
　　1934年我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那时能上大学的很少，全校600多学生，我那个班才7个人。因为我在中学时成绩很好，因此申请到了上海大资本家王伯元的奖学金，每学年300大洋。那时现大洋很值钱(一块钱能买一百多个鸡蛋)，我在武大伙食加零用才十二三块钱，吃得相当好。武大山清水秀风景迷人，但当时国民党统治日见黑暗，我内心非常苦闷，因身体染病休学了一年。复学后我开始积极投入抗日爱国运动，参加了武大秘密青年救国团。
　　“七七事变”后，我带头在武大宣传抗日救亡。我先后请了董必武、沈钧儒到学校讲演。董老讲的题自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问题》。1937年10月2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陶铸。
　　入党以后，我即要求到一线工作。同年11月到七里坪农村工作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湖北工委分配到黄冈县任中心县委书记。为了便于工作，我和陈景文扮作夫妻同行，但以后我们真的成为终生伴侣。1938年10月24日黄冈沦陷的当天，我们正式成立鄂东抗日游击队(后改为5大队)，很快发展到有上千人的队伍，后与李先念、陈少敏等同志的大部队会合，不断成长壮大。我先后任地委组织部长、长江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务，建国初期任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
　　
　　２
　　
　　1954年，我奉命搞工业，计划在湖北建二汽(不是现在的二汽)生产苏制嗄斯卡车和吉普车。1955年lo月，我去苏联考察，乘坐的是苏联伊尔―14那种小飞机，我发现机上晚餐特别好(以往都是很差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越南的胡志明主席也在这架飞机上，原来是沾了胡主席的“光”。在斯大林汽车制造厂，我认识了江泽民同志，当时他正在那里实习。
　　
　　那时苏联人民对我们非常友好，他们认为毛主席就是“当代的列宁”。战争的痕迹犹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女多男少，连铁路上搬道岔的，也是老太婆。一位老红军感慨地对我们讲：“勇敢儿郎都一去不复回了!”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二汽下马，我到北京任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我参加了以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的科技代表团赴苏谈判。临行前周总理接见全体团员并讲了话，大意是要尊重对方不要强加于人。代表团在苏期间，正值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主席、小平、彭老总都去了。那时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苏方对我们的科技援助要求基本上都予以满足，但在某些新材料方面却以种种理由，拒绝提供，谈判出现停滞，只好等时机再说吧。
　　
　　３
　　
　　中央南宁会议以后，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聂帅兼主任，我任副主任。后来随总理一起考察了三峡，亲身体验到总理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现在三峡电站所在地三斗坪，就是周总理那时选定的。
　　1958年以后，中苏关系开始走下坡路，1959年6月20日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签定的国防新技术协定。
　　[话外音]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的赫鲁晓夫突然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很从容地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帮助一下更好，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1960年苏联彻底撕毁两国有关核武器的协议，撤走专家，连一张纸片也没留下。一小片气体扩散机(分离铀235用的)膜片，掉在地上，他们也要用吸铁石吸起带走，怕我们拿去仿制。但他们走后，这种过滤膜被我们的专家王承书(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的夫人)和吴征凯等人试制成功，并建了一个专门工厂批量生产。
　　当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苏联又逼债，真可谓“黑云压城”了，核武器是上还是下，成了中央亟待解决的问题。
　　[话外音]关于原子弹，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已有多年了。核试验基地第一任司令员张蕴钰回忆，1946年他作为军调处执行部2；小组的代表，曾在南京梅国新村周公馆看过一次美国原子弹爆炸的电影。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斯大林也邀请他观看了苏联空投原子弹的纪录片。1954年9月，彭德怀、刘伯承率军事代表团访苏时，苏方还邀请他们观摩了原子弹实兵演习。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也观看了有关原子弹的纪录电影。凡此种种，原子武器的巨大破坏力和对战争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还是非常清楚的。尽管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纸老虎，但那是从全局战略高度上讲的，实际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国人必须拥有核武器！
　　1961年夏天，聂老总把我和国防科委的柳鸣叫到了北戴河，要我们向中央起草国防尖端技术继续上马的报告。北戴河会议决定了导弹武器继续干下去。这是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否则一旦下马，再搞起来，就很困难了。
　　1961年10月，聂荣臻元帅派我和张爱萍在二机部部长刘杰的陪同下，视察了重要的铀矿和水冶厂，并在西北看了一个浓缩铀工厂。那个厂规模很大，主要设备都是由苏联援助的，在他们撤退专家时，基本已安装就绪，只需再解决一点零配件就可以开工生产了。厂方的同志讲：在大跃进时期，有些人想改变国外成熟工艺，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宋任穷同志不同意，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作了“先学楷书，再学草书”的指示，使该厂的工作得以正常进行，我听了感觉很欣慰。
　　宋任穷同志是个党性和原则性都很强的人。1960年在广州，主席约见了几位部长，当谈到何时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宋任穷说：“由于苏联撕毁协议的影响，即使尽最大努力也得到1964年。”而在座的康生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说1962年就能放响。主席一直没表态，最后只说了句：“康生，你去二机部当部长吧。”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就不吭声了。当然这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们还看了正在草创的221基地，那个地方条件很艰苦，但同志们干劲是很大的。
　　[话外音]在基地开建之前，九院的科技人员就在北京开展了原子弹理论研 究工作，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九院的理论部主任邓稼先是留美博士，那时他很年轻，人家都叫他娃娃博士。周光召也为攻克原子弹理论作了很大贡献。
　　我们在二机部调查时听说，苏联答应给的原子弹模型吹了，他们的专家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什么也不敢讲，我们的同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哑巴和尚”，后来，由于我们对他太好了，他画了个草图，偷偷送给了我们。对我们也算有了一点帮助。
　　1961年11月14日，张爱萍和我根据几个月的调查情况向聂老总、中央军委和周总理写了报告。张爱萍又给小平同志呈递了报告，小平同志看完以后，在重要的地方打了杠，呈送给毛主席，并加了一句话：“无时间，看前一页半即可。”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只要抓紧时间，组织协调，技术攻关，两三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是可能的。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63年初，为了贯彻二机部规划落实情况，周总理决定由我领队，带领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联合检查组到二机部工作，帮助解决问题。成员除我之外，还有国防工办的刘柏罗和李光等人。经过反复工作，终于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贯彻规划中的主要问题。
　　
　　４
　　
　　回到北京以后，中央免去了我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国家科委三个副主任的职务，改任二机部第一副部长。在这之前聂帅曾问过我：“抓原子弹是去二机部好?还是留在国防科委好?”我说还是去二机部直接抓好。于是就有了上述的任命，我也得以全身心直接投入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1964年6月，二机部部长刘杰电告中央：原子弹冷爆(不带铀-235)试验成功。我们就开始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直接准备工作。这时总理派他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到二机部对我讲：“立即开始‘小型化’的工作。”以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历程证实了总理的远见卓识。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个航弹装置，全重1550千克，放在102米高的铁塔(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时的铁塔是30米)上进行试验。共试制了两颗弹，一是防止加工装配及零部件出现差错。二是防止发生经过科学家精确计算后确定的原子弹爆炸可能出现千分之三的过早爆炸。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从1964年8月起，我(核试验副总指挥)和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开始在北京、青海、新疆等地穿梭飞行，当时虽然已是专机，但是伊尔-14的航程小，所以去新疆时都要到银川市住上一宿。岳飞《满江红》词中所指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贺兰山就在银川城外，那时植被还没有遭到太大破坏，郁郁葱葱的，挺让人发思古之幽情。
　　第一次去基地时，那里的同志给我讲了个故事：他们刚到选场时，曾发现了一架国民党飞机，上面还有一些罐头食品。在另一处发现了十具尸体(已经变成木乃伊样的干尸)，有男有女还有金条，同志们分析这是一架在我军解放新疆时逃跑的国民党飞机，由于汽油耗尽被迫降落后遇难的。
　　我们在那里主要做了三件事：布置安装试爆的铁塔；建立了距爆心20千米的地下指挥所和60千米的地面指挥所；将只能起降伊尔-14小飞机的机场扩建成可以起降图-16大型轰炸机的机场。还有就是遵照周总理“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指示，组织各单位安排好各种军、民及生物效应物。为了保证核试验的成功，周总理先后发出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和“一丝不苟”的指示。我和张爱萍同志到各单位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地检查，确保万无一失。但即使这样也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检查保密通信网时，保密电话竟和普通电话接通了!令我们大吃一惊，当然，由于我们及时采取了有效的加密手段，没有泄密。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始终也没查出来。
　　当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之后，我和张爱萍同志飞回北京，向总理作了详细汇报。
　　当时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是险恶的，霸权主义者扬言：中国若进行核试验，他们就要摧毁我们的核设施、核基地。因此中央专委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早试；另一个是晚试，建好二线(核设施)之后相机再试。后来主席从战略高度上作出果断决定，他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主席的决定是英明的。
　　中央作出早试决定以后，我们建议在国庆节试爆，中央没同意，要求我们在10月15日至20日期间选择时间。在试爆前中央专委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贺龙元帅连着问了两遍：“你们保证能响吗?”我和刘杰部长都没吭声。走出会议室，张爱萍问我们：“你们这些部长怎么不吭声?”我还是没回答，只是笑了笑，但我心里想，我们的原子弹肯定是研制成功了，但谁又能保证在试验瞬间不出现万一呢?在这次会议上总理特别强调了保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总理讲：“对这次试验要严格保密，万一不成功，让外国人知道了，风险会更大。凡是和试验无关的人都不能让他们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他接着说，“邓颖超是我的妻子，中央委员，因为她和核试验无关，所以没有对她讲”。
　　回到试验场以后，张爱萍向参试人员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总理有关保密工作的指示，并在各方面得到了确实的薄实。
　　[话外音]有关试验内容都编成绝密级的密语，首次试验密语为一○六四，实弹为老邱，装配为穿衣，弹在装配间为住下房，弹在塔上为住上房，雷管叫辫子，弹上插雷管叫梳辫子，测试叫诊断，剂量叫体温，气象叫血压，起爆叫零时。于是，“原子弹在塔上开始插雷管”就成这样一句话：“老邱住上房开始梳辫子。”
　　应该说，这次核试验的保密工作是极其出色的，参试的七八千人没有走露一点风声。
　　根据试验场区气象预测，经中央批准，定于10月16日下午3时(北京时间)进行试验。原子弹装配好，吊上塔顶后，张爱萍和我等大部分人员退出场地。张爱萍返回60千米以外的地面指挥所，我在地下指挥所的路口指挥撤退。基地司令员张蕴钰、九院院长李觉、副院长吴际霖、朱光亚等在现场指挥陈常宜接好引爆装置才离开，李觉下到地下指挥所。他们都撤离警戒线后，我再次检查了地下指挥所的准备工作。
　　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整，张震寰发出命令，韩云梯按动电钮，一道巨光，蘑菇云冉冉升起，从火球光的强度和蘑菇云的形状看，我判断是原子爆炸，就叫了一声：“是核爆炸!”此时张爱萍正在与北京通电话，听到了我的声音(在地下指挥所里，我也拿着电话机)连若问：“是不是核爆炸?”我回头问了王淦昌，他冲我点了点头，我放心了。
　　按照原定布置，取样飞机已经飞过我们头顶直插蘑菇云中。这时北京来电话，毛主席要我们拿出确系实现了核爆炸的证据。以程开甲副所长为首的二十一所的有关人员，已经紧张地进行速报 结果分析，测试和数据整理工作。两小时后我和张爱萍等6人穿上防护服，坐直升机到了爆心的上空，只见钢架像面条那样歪歪扭扭地躺在地上。
　　经过对测试结果的仔细分析，16日19时50分张爱萍向总理再次报告：“我国确系实现了核爆炸，威力相当于两万吨TNT当量以上”。此时日本已经发出我国进行了核爆炸的消息，他们是从地震波的测量中判断出来的。那天下午5时，周总理公开宣布我国成功进行核爆炸的消息。
　　塔爆试验成功之后，我和张爱萍又一同指挥了两次空投原子弹的试验。一次是空投和塔爆一样的核航弹，一次是空投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吴法宪和成钧作为空军的正副司令员也参加了试验。
　　1966年10月27日，在聂帅的亲自指挥下两弹结合(导弹和原子弹)试验成功，但这时“文革”风暴已起，张爱萍同志也“靠边站”了。
　　
　　５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以后，周总理立即指示要加快氢弹的研制。当时我们对氢弹用的热核材料已经有了认识，并建厂投产了。房山的原子能所在1960年底就开展了热核聚变理论的研究，积累了一些数据。但对如何用原子弹引爆氢弹，即如何用核裂变引发核聚变并不清楚，也没有现成的国外资料可查阅。所以二机部决定把原子能所的黄祖洽、于敏等人，调到九院理论部和邓稼先他们一起攻氢弹理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很正确的。
　　[话外音]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近代物理所工作，开始显露才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玻尔在短暂的来华期间就宣称：于敏是“出类拔苹”的人。1957年于敏接待了以朝永振一朗(后获诺贝尔奖金)为首的日本物理和场论方面的代表团。于敏的才华给日方留下深刻印象，回国后，他们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于敏小组在上海使用华东计算所那台5万次计算机(后来理论部的同志告诉我，西方搞氢弹时，尚无这样高水平的计算机，这也是我国氢弹搞得较快的一个原因)。经过奋战，取得突出成绩。消息传到北京，邓稼先立即飞往上海，定下了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从而为我们抢在法国之前搞成氢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底，我在草原(221基地)收到邓稼先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的理论方案在计算机上已经验证可行，要求立即试验。我在征求北京的刘杰部长同意后，即刻召开九院专家会议，讨论决定后付诸实施。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接着，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关于氢弹，后来不少参加过研制的同志见到我都说，1965年我当机立断很重要，否则“文革”开始就很难办了。前几年，美国人刘易斯、薛理泰来京时要见我，国防科委的同志征求我意见时，我没同意。后来他们二人合著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中写道“在他(指我)的领导下中国的氢弹计划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我没看过这本书，这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告诉我的(因为她那里有英文原版的该书，是杨振宁从美国给她寄的)。
　　我在这里要说明一点，我当时之所以能当机立断，主要是我多少懂点科学，而且原子弹的成功也增强了我的信心。对核聚变我也不是一无所知，九院理论部在攻氢弹时，我又经常去他们那里，听他们的讨论(那时我还是坐的那辆红奔驰小轿车，理论部的同志一看见车，就知道我又去?)。
　　
　　６
　　
　　1966年3月，我陪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视察了221基地，李觉、李英杰等同志向我们作了详细的情况介绍。为了不打扰工人群众，小平他们在专列上吃的饭，他还为基地题了词。薄一波看见车间里挂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标语后说：“这样的车间应该挂‘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标语”。我们觉着很对，就改了。没想到，这在“文革”中也成了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７
　　
　　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时，根据李富春同志的提名，我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九大后，我开始在中科院抓几件基础研究的大课题。其中包括协调上海和合肥的两个光机所抓激光。林彪对激光很感兴趣，他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在用激光打飞机上，这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
　　“九一三事件”以后，由于原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等人追随林彪，受到审查，我奉总理命令再次主持国防科委的工作。我为平反作了很大的努力。221基地原军管会头头，大搞逼供，无所不用其极。他们逼基地第二生产部主任、我国著名炸药专家钱晋承认自己是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副司令，钱晋宁死不胡说，被他们折磨致死，非常惨。此外还有许多冤假错案，我都予以平反。
　　第一次发射洲际战略导弹，由于“文革”的影响，导弹刚升天就掉了下来，我在掩体里看得很清楚，非常痛心。
　　1975年1月25日，四届人大根据周总理的提议，任命我为二机部部长。当时，我回二机部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让新建起来的九院(已迁到四川)能够按期拿出第一颗和洲际战略导弹配套的核弹头。5月31日，在全院干部动员大会上，我作了三个钟头的报告，并立下军令状，不完成任务就引咎辞职。会后邓稼先见我劲头十足，便偷偷地告诉我，他已经作了弹头进一步小型化的设计和试验，并在221基地做了3次试验，但均未达到预期成果(后来证明是测试技术有误)，由于军管会的乱令只好停下来，但他相信设计没有错。我说，你就不声不响的放手干吧!后来一试就成功了。邓稼先是一个朴实忠厚、一心扑在事业上，从不计较个人名利、造诣深邃、谦虚谨慎的杰出科学家。他从不居功，常对我说，取得的成绩都是得力于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可惜他走得太早了，我一直很怀念他。当然九院的其他科学家也很出色，他们隐姓埋名，忍辱负重，为了铸造共和国的核盾，奉献了全部身心，乃至生命，如著名的力学家郭永怀等。人民应该永远记住这些杰出的科学家和那些工人、技术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
　　[在本文的采访写作过程中，原九院党委书记李英杰老人，原国防科工委百科编研室副主任宋炳寰先生给予了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