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霍罗维兹１００周年诞辰_霍洛维兹

　　 　　极端挑剔演出场地与下榻酒店 　　 　　弗拉基米尔・霍罗维兹每年的演出不超过二十次，而且他只在礼拜天下午四点，只在他中意的地方演出。他不去丹佛弹琴，因为他发现那里的海拔高度不适合；他不去圣路易弹琴，因为他觉得那里音乐厅的声学条件比他的浴室还糟糕；他不去纽约的波伏基卜西（poughkeepsie）弹琴，因为那里“公众的音乐素质不够”；他也不去蒙大拿州或爱达荷州任何地方弹琴，因为他简直不想看到那些地方。他还不喜欢到欧洲去弹琴，因为他不想做远距离的飞行。虽然他有心访问日本，但仅只是这个念头本身便使他那张宽大而不同寻常的脸皱成了一块布。“你星期六起飞，可到那儿却是星期五”（译者按：这应当是霍罗维兹自己的时间概念错误），他那沮丧的口气仿佛是在宣布一场葬礼：“你得在那里待上十天才适应过来，我可害怕那滋味。”
　　 霍罗维兹要选择的演出城市必须拥有一所声学结构良好的音乐厅，而且这音乐厅在礼拜天和这之前一天下午四时必须空着，这样，这位钢琴家才有可能去彩排。他利用这时间去体验自己在这既定的声学空间和灯光环境中的感觉，同时也确定最适合自己的钢琴摆放位置（在卡内基音乐厅，他所选择的位置自一九六五年起便以“霍罗维兹螺孔”的字样标画在了舞台地板上）。音乐厅的大小也很重要：它至少必须容纳一千八百位愿意为独奏家付出高额入场费的观众。霍罗维兹不喜欢谈自己的收入，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个精明的生意人。“我的花销很大”，他老是爱这样咕哝。当然，这也是千真万确的。
　　七十年代后期，无论这位七十几岁的钢琴家在哪儿演出，他那壮实而敏捷的妻子，意大利指挥家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的女儿万达（Wanda）总陪伴着他。与他一道的还有他的意大利巡回经理乔万尼・西蒙勒尼、他的贴身男仆兼先行人员与卡车司机敦・列文。自然，还有他那台闪闪发光的史坦威音乐会钢琴。这台钢琴是一九三三年他结婚时公司赠给他的礼物。他的随行人员都得由旅馆接纳，旅馆还得允许这位钢琴家采取任何必要的举动，以便重新营造出一个与他在纽约上东区寓所条件完全一样的环境。这即是说，他需要的是与总统套房同一规格的房间。他卧室的窗帘得完全放下（有时候用的是铝箔百叶窗帘），电话得切断，这样霍罗维兹才可能一觉睡到中午。他的起居室必须足够大，这样他可以接待来访者；同时再安放另一架钢琴，因为有时他会有弹琴的冲动。那儿还得有一间装备齐全的厨房，这样才可以替他准备好与他家中完全一样的饭菜。当霍罗维兹为琐事而分心的时候，他可能会拒绝演出，有一次，在迈阿密海滨音乐会开始之前，他便是这么干的。这时，除非你替他预备好某种特定的菜肴，遇到这种情况，通常得最新鲜灰蹋鱼，否则他真的就不出场。
　　
　　掌控乐团、指挥与曲目的选择大权
　　
　　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四点钟，霍罗维兹为纽约爱乐举行了一场义演音乐会，这是他在美国首演的五十周年纪念日，也是他二十五年后重新与管弦乐团合作的日子。按照惯例，这位钢琴家需要特别安排一番。在这种时刻，传统的规矩是将选择独奏者和上演曲目的权利留给指挥，可是霍罗维兹却轻易地推翻了这一规矩，他告诉纽约爱乐乐团，他不仅要让尤金・奥曼第（Eugene Ormandy）担任指挥，他还要管弦乐团演奏什么曲目。由于霍罗维兹不喜欢这个乐团自身的场地阿维利・费雪厅（Avery Fisher Hall），（“我绝不到那儿去弹琴，绝不！”），所以这场音乐会得搬到卡内基音乐厅去。又由于霍罗维兹已与RCA公司签有录音协议，而纽约爱乐则应当为哥伦比亚公司录音，所以哥伦比亚公司又宽宏大度地放弃了录音权利。这一姿态使该公司付出了近一个时期以来潜在的最畅销古典音乐录音的代价。
　　
　　两次神秘失踪，两次辉煌复出
　　
　　霍罗维兹并不因这些胜利而沾沾自喜，他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整整五十年中，这位钢琴家一直在公众之前、朋友之前、家人之前、乃至他那些敏感易激的音乐同僚之前，表现出这样一种随心所欲的态度。一九二八年，他首次在美国登台，与比恰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指挥的纽约爱乐乐团合作演出柴科夫斯基的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便使听众痴迷欲狂。《纽约时报》的音乐评论家欧林・多尼斯写道：“无论是强劲的鼓声，还是那个激动得发疯、充满力量与速度的俄国年青人敲击琴键，都会激起狂热的呼喊。”
　　环绕在霍罗维兹身上的光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变得更加夺目了。那时，他开始在托斯卡尼尼的指挥下弹协奏曲，并向这位指挥大师的小女儿求婚。1933年12月，他们举行了婚礼，霍罗维兹在紧张的演出日程中挤出了一段短短的假期。到1935年，出现了关于他五花八门的报道，诸如“切除阑尾”，“患静脉炎”，“出了车祸”等等。因为他从瑞士销声匿迹了。有传闻说他两年中不曾摸过钢琴。然而1938年，他在苏黎世举办了音乐会。并开始再一次定期举办音乐会。他复出以后，评论界发现他弹奏得甚至比以前还要出色。“回到我们眼前的霍罗维兹先生演奏技艺同过去一样精湛绝伦，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远较过去更了不起了。”一位纽约的评论家写道，“他已展现出了一位伟大钢琴家的资质。”
　　在其后的十五年中，他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位完美无缺的艺术家，是乐坛泰斗托斯卡尼尼的乘龙快婿，是一位国际知名人士。音乐评论家们都崇拜他，众口一词地赞美他的音乐会。这种情况令作曲家兼批评家维吉尔・汤姆森（Virgil Thomson）不得不站出来唱反调：“如果谁只是从霍罗维兹的演奏中第一次听到音乐作品，他会轻易地认为巴赫是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y）型的音乐家；布拉姆斯是供职于夜总会的轻浮音乐家格什温（Gershwin）的同类，而肖邦则是个吉卜赛小提琴手。”不过，在反对霍罗维兹高度个性化的演绎方面，汤姆森只是个少数派，绝大多数批评家都充分肯定霍罗维兹的成熟与个性色彩的增强。“他将自己从一个火爆的演奏家变成了一个富于探索精神的艺术家。”1953年1月的《纽约时报》这样说。
　　其后一个月，霍罗维兹在明尼阿波利斯城取消了一场音乐会，从此又消失了12年。在他第二次销声匿迹期间，人们开始传说他去了某疗养地，传说他因嗜毒成瘾正在接受治疗，传说他患了妄想症，说他的手变得脆若瓷器，接触琴键便可能折断，甚至还有人说他已死去。
　　这位钢琴家并不为这些流言而吭声。他后来常常把这两次隐踪归结为“那些火车”，他脸上带着仿佛无助的微笑，挥舞双手说：“我不能在火车上奔忙，我没有时间去谢幕返场，我已经被火车搞得紧张不堪。在火车上我从未睡过安稳觉，那里太吵太颠簸了。如果你像那样过上二十年，准会出毛病，你肯定疲惫不堪。有一天我感到精疲力尽了，于是我想我得停上一两年，我录音，让录音代我去旅行。但两年后，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这种生活，于是年复一年，又过了十年。”
　　1965年，霍罗维兹重返舞台，这使他成了全美报刊的头版头条新闻人物。
　　
　　令唱片公司既头疼又无可奈何的人
　　
　　霍罗维兹讨厌冷漠的精确，对现场演奏中的小错误不当回事。但他却非常希望他的录音完美不朽。现在的录音技术尽管有拼接之嫌，却能有效地删除录音过程的瑕疵。这位钢琴家把这一优越性利用到了极致。他努力去控制他的录音，这在古典录音界是绝无仅有的。他与唱片公司的合约书清楚写明了他对录音所有程序所有方面的最终裁定权：从唱片本身，到唱片外包装，再到广告文字的内容。
　　他曾和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约，“他享有的年度保证金比包括伯恩斯坦在内的所有音乐家都高。”一位供职于该公司的人士说：“他也是唯一的一位经协议写明有权在唱片发行之前签署合格证的艺术家。下面这种情形是偶有发生的，我一点也不夸张：我们要录一张片子，经过对多次录音的剪辑，然后把拷贝送到了他那里。他说，‘还不错，不过我在另一处弹的颤音还要好些。’于是你把全部录音统统检查一次，找到了他喜欢的那个颤音，然后把它剪接进去。好，一个星期后他又说：‘我记得在另一次录音时，我弹的尾声更有激情一些。’于是你又跑回来，找到那段尾声并把它拼接进去。终于，你拿出了最好的录音带，听起来好极了，你又把这卷磁带给他送去。你得在晚上九点半到他的寓所，虽然你早晨六点就起床而且忙了一整天。然后他又说：‘你知道，慢板乐章的音量应当再低一个分贝’。
　　“我们都知道，一分贝是人耳朵能分辨出来的最小音压变化，它几乎不能被察觉。但他是霍罗维兹，好，你又得回去，重新混制慢板乐章，把它降低一分贝。终于，你让他高兴了，可是下一步还得检测唱片。有些事情除了碰到霍罗维兹之外是很难一遇的：工厂已经压了六张或十二张唱片，但他们不是接着去压下面的一千张，而是把其中的一张给霍罗维兹送去。他在家中听了这张片子，然后说：‘你瞧，这唱片的第二面有一点点噪声。’
　　“这一来工厂的头都大了，且不说这会增加多少开支，你得把压模取出来，重新制个新的。你又压出六张片子，然后等到晚上九点半送到他家，这回他又对你说：‘你看，我觉得我第二乐章的的处理还不是很理想。’天！你又得回到起点，全部程序重来一次。我遇见过的艺术家没有谁会像他这样！”
　　尽管如此，霍罗维兹从来不会为唱片公司的签约问题而发愁。因为他是霍罗维兹。
　　也许两位评论家的话可以让这位难以伺候的钢琴家的所做所为变得来合情合理。李普曼说：“他是最后一为超凡入圣的钢琴家，也是最后一位被同行们视为超天才的音乐家。”而《纽约时报》前首席评论家哈罗德・勋伯格则说：“这个人身上有一种内在的张力，一种电荷，那时很可怕的事情，好像你在一万伏电压边上。你知道这个艺术家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有很多艺术家，但霍罗维兹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