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探析]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

　　摘要：甘肃省是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8.75％，民族自治地方主要分布于甘南、临夏、祁连山北麓和张家川等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43.20%，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决定了这一区域的生态环境对中国西部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
　　关键词：民族地区；生态环境
　　
　　甘肃民族地区位于西北诸江河的上游或源头，是西北森林、草原、冰川的主要分布地带，这一特点表明该地区不仅是江河之源，同时还是“生态之源”，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全国生态环境的平衡和安全。甘南藏族自治州，是黄河上游源区的主要流经地，其中黄河的重要支流洮河、大夏河均发源于此。甘南还是长江支流嘉陵江的源头之一白龙江的发源地。临夏回族自治州是黄河上游主要的源区和水量补给区，当地水土植被状况直接关系着黄河水量与含沙量的大小。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四县东西跨度达一千余公里，蕴藏的冰川总面积近2 000km2，储水量约811亿m3，是一座天然的固体水库。祁连山的冰川积雪与山间的水源涵养林是黄河支流大通河、庄浪河及河西三大内陆河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的源泉。尤其是三大内陆河蜿蜒于河西走廊干旱区的戈壁、沙漠之中，孕育了片片绿洲及万物生灵，阻隔了戈壁、沙漠的扩展，其生态、经济、社会方面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在古代，甘肃民族地区曾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因生态环境、自然条件适宜于人类生存开发而成为西北各族先民生活的地方。祁连山区在古代有大片森林资源，史籍记载这一区域“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温夏凉，宜畜牧”，古往今来，诸多少数民族都生活于此，特别是受益于祁连山雪水的灌溉滋润，使河西走廊成为甘肃和西北的膏腴之地。与历史上相比，现实中甘肃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或因自然因素的作用，或因社会因素的作用而不断恶化。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人类开发越早、居住越久的地方，生态环境就越差，受人类干扰因素越大，主要是对地表生态资源的过度索取，农耕业向畜牧草原地带的扩张，营建和战争的影响等，甘肃民族地区就是这样的典型。在古代，游牧民族向农牧业的转化，对森林草地的影响极大。秦汉以来，当地为少数民族生息之地，他们基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汉武帝征河西，建四郡以后，农耕经济迅速扩张并占据主导地位，对当地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发生重要影响，同时也加大了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临夏州生态环境的恶化突出表现在明清之际。清朝初年，河州林木减少，但仍能看到不少森林原貌。清代以后，森林破坏迅速加快，并引发水土流失、河水泛滥等生态问题。到民国时期，临夏东北部仅在地处险峻、交通不便和寺庙、村庄附近保留着一些块状惨败次生林。甘南州对林木的需求量增大与黄教兴起后提倡各地寺院建筑用料增大有关，更与清朝同治、光绪年间社会动荡有关。当时，许多流民迁往甘南林区定居，毁林开荒日盛。更有甚者，一些木材商人深入林区内，兜揽购伐，肆意采伐，致使森林资源急剧衰颓。祁连山林区长期以来不断处于人为破坏之中。
　　民族地区人口不断增加，人口素质提高缓慢，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民族地区历来给人的感觉是地旷人稀，但事实上应注意民族地区环境的脆弱性和自然环境对人口承载能力的弱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人口增长过快已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压力。甘肃人口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快，所占人口比重逐年增大。甘南州、临夏州的人口增长率分别居全省第一、第二位，而临夏州的平均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224人，大大高于全省平均每平方千米55人的水平，在全国31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居第一位，人口压力很大。人口理论专家指出，少数民族之所以是“少数”，应该理解为适应所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如果少数民族过度增殖人口，脆弱的环境就会被压毁。目前，临夏州已经是黄河上游最主要的水土流失区域，这与当地过重的人口负荷有着直接关系。
　　民族地区的人口问题还在于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缓慢，对生态环境造成深远的影响。甘肃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低下的问题相当突出。人口素质低，不仅造成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且在对待生态环境和利用环境资源方面缺乏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常表现为只顾眼前利益，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竭泽而渔，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自然灾害的发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一直走的是外延性增长的道路，草原过牧、土地过垦、伐木换材是必然的，这对黄河上游源区生态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贫困和盲目开发也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甘肃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分布比较集中的地方，而贫困是生态及其它灾难发生的根源。贫困迫使人们不计生态恶化的后果，一味索取自然界的物质；贫困又使人们过快地繁殖人口，增大对自然界的人口压力。生态恶化和人口增长又加剧贫困，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临夏州境内曾有过较好的地表植被，但当地各族人民由于缺乏燃料，只有靠林木及庄稼草烧饭取暖。在砍光了树木灌丛后，农户们就只能花费大量的劳动力挖草根、铲草皮来补充燃料。长期以来自然造成了当地赤地千里不见绿色的生态灾难。贫困造成基础设施落后，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国家投资相对减少的情况下，更增加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困难。
　　作为西北江河之源和上游的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无不与江河安危相联系，对西北和中国生态、经济、社会诸方面产生明显影响。
　　首先，森林消失、草原退化直接威胁江河源头水源涵养质量并诱发各种生态问题。甘肃民族地区森林草原防止水土流失的功能因森林被砍伐而退化、弱化甚至丧失，是造成江河水量减少、水情变化加剧、河道断流的主要根源。甘南州自明清开始，特别是近代以来砍伐森林已使大夏河、洮河沿岸荒秃；在临夏州，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使黄河上游干流和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水源补给越来越少，水土流失越来越多。祁连山林区的森林带由海拔1 900m退缩到2 300m以上，其中灌木林毁损最严重，由此导致内陆河水量减少，河西走廊干旱风沙加重。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功能与森林十分相似。甘南以高寒草甸植被为主的草原是防止黄河、长江上游源区水土流失的天然屏障，也是上游源区生成补给水源的重要条件，还是当地各族人民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退化，优良牧草和植被覆盖比例都大大下降，草地中度以上退化面积占草场面积的50％；河西走廊地区的天祝县、肃南县境内的草原，出现了产草量、载畜量、牧草等级和可食牧草比例等多方面指标的下降。
　　其次，水资源逐渐减少，干旱风沙日趋肆虐。水资源的逐渐减少是甘肃民族地区生态恶化、草地退化最直接的后果。这一问题发生在江河源头或上游，影响却是全局的。甘南是甘肃省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但是近年来全州有数千眼泉水干涸，大部分的山谷小溪绝流，数百个大小湖泊水位下降，地表径流量锐减。原有的百万亩沼泽湿地缩小四分之三，绝大部分变成戈壁滩和植被稀疏的半干滩、黑土滩。由于生态破坏，这一地区对黄河的补水量减少15％左右，成为黄河断流的直接原因之一。祁连山区水量减少也非常明显。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石羊河水系水量减少了1/3左右，石羊河出现断流已导致了民勤绿洲的严重沙化。由于植被破坏、降水减少，加之大气回流等自然因素的影响，祁连山区降雪明显减少，冰川回退，随着水资源减少，干旱风沙成为甘肃民族地区，也是西北地区赶不走的恶魔，旱灾连年发生，人畜饮水困难，对当地经济社会进步造成严重影响。
　　再次，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在黄土高原已是具有数千年的历史生态问题，而森林消失、草原退化加剧了水土流失问题。临夏州是黄河上游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重点区域，全州土壤侵蚀面积近7 000km2，年均土壤侵蚀总量3 000多万t。水土流失不但使土壤变得瘠瘦，而且使可耕土地面积日渐缩小。甘南州的水土流失问题也不容忽视。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州的水土流失面积扩展到115万hm2，甘南州的玛曲县在水蚀、风蚀、重力侵蚀的作用下，水土流失向纵深发展，出现了频繁的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水土流失造成植被浅薄地段剥蚀，使地下沙土层暴露，在风力的作用下又加速草原沙化。于是，形成水土流失与草原荒漠化之间的恶性循环。
　　鉴于上述，甘肃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已成当务之急，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这一地区生态建设与保护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实施保护和建设。专家学者、相关政府部门应当立足于当地实际，从多方面探讨、实施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总体说来，重点需要注重以下几方面：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对生态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加大中央对甘肃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解决草场牲畜超载、人口密度过高对环境的压力等问题；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加大对水源涵养区和江河上游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严格环保执法，加强环境治理等等。由于背负沉重历史生态债务和面临严峻的现实生态环境状况，因而只有付出艰辛的努力，才能使甘肃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治理和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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