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一番魔力]亲们,千万别买魔力果冻

　　音乐是一种语言，一种不受地域限制、不受国籍影响的语言。它可以像风一样四处吹传。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这样，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音乐语言不是无条件接受的，这是因为音乐常因地理民风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风格。《春江花月夜》表现的音乐形象是微波荡漾，优雅宁静的春江景色，它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是人与自然的顺应、和谐；而《命运》的音乐形象则是人与客观世界的抗争，它的哲学基点是***的上帝。这两者的风格是迥然不同的。对开放型的文化来说，不同的风格可以兼容并蓄，而对封闭的文化来讲，不同的风格就成了交流的障碍。
　　近代以前，西方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几乎没什么影响。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周的《风》、《雅》、《颂》，隋唐的“华夏正声”，明清的昆腔、弋阳调，它们世代相传形成了丰厚的音乐遗产。传统音乐不但曲调优美，还传下来许多动人的音乐故事。像“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的高渐离以筑击秦王的故事；像俞伯牙钟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连那个做了万世师表的孔圣人也有听《韶乐》而三个月不知肉味的佳话流传下来。可见，乐之沁人心怡性情的功劳有多大。然而，中国古代音乐受“礼”教太多的束缚，它把“正人心”放在怡性情之上，如做为五经之一的《乐记》曾说：“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知乐然后知政”。于是礼和乐就成了相辅相成的两驾马车，一齐为帝王政治服务了。正因如此，乐之声必“淡”，因为只有平淡、庄严、静穆，才能达到“乐与政通”“天下之至和”的目的。在这样的音乐理论指导下，不用说外国音乐了，就连民间的俗乐也被拒之于音乐殿堂之外。
　　这种坚拒固闭的态度，使得中国传统音乐存有不少缺陷。就大方面而言，和声发展不完备，音乐形象单薄；记谱的方法陈旧落后，不少古代优秀乐曲失传；乐曲的品种比较单调，基本上没有键盘乐器；加上音乐主题远离人民生活，这些都使中国传统音乐在表达艺术形象时受到不少妨碍。
　　国门洞开以后，西乐同其他西方文化一起传了进来。不少士大夫初听西乐，颇觉新奇，他们觉得那些形状古怪与中国乐器距离甚远的东西，居然能演奏出如此富有魅力、悠扬动听的音符，真是不可思议。眼界不那么开阔的士大夫们，根本不晓得西方的音乐理论，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觉，用封建的淫正思想来解释西方音乐。多次出洋对泰西颇有一番了解的张德彝就说：“余往来东西各国十数年之久，频闻其声，细考查之，亦有正淫之分，乃土人不讲耳。其乐之正者，声亦庄重，闻之令人悦耳而心定；其淫者，声自轻浮，闻之令人悦耳而心移。”不过，这类的感受毕竟只是个人接触西洋乐的一些初步认识，还谈不上介绍，更没有想引进，所以他们的议论只能停留在好奇这一水平上。然而，不管士大夫们的心愿如何，西风东渐西乐东来已不可阻挡。
　　西洋乐的传入，至少包括乐器的传入、近代资产阶级音乐思潮的兴起以及新歌创作这三个方面。
　　乐器的大量传入是20世纪初期的事。但早在19世纪40、50年代，曾经发生洋商盲目地输入钢琴的故事。那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的资产阶级为开辟了东方这样一个偌大市场而欣喜若狂。于是，好多老板喜滋滋地做起了发财梦：有人向中国运去了大量的刀叉，他们觉得4亿中国人，假如每人用去一副刀叉的话，英国的钢铁都会吃紧的；有人忙着加班加点，全力生产洋布，他们觉得假如每一个中国人衣服的下摆加长一寸，那么兰开夏的纺织机就会永远欢畅地运转下去。这种对新市场的狂热情绪同样感染着乐器制造商，他们谨慎地估计，假如每200个中国妇女中的一个想学钢琴的话，那发财的前景该有多么辉煌!于是他们忙不迭地运来了大批钢琴。不料，财未发成而钢琴却躺在货栈里落满尘土，生锈变音。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洋商们对中国市场的估计大大地超前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得很，妇女只是会说话的工具，连识字的权利都没有，哪里还谈得上学钢琴呢！况且，那个年月又有谁懂得那些陌生的西洋乐呢！就这样，乐器的大规模传入由于不符合国情而宣告失败。后来，乐器改变了传入中国的方式，从冒进独来一变而为伴随上帝而来了。19世纪60、70年代以后，教会在中国越设越多，教堂越盖越大，于是乐器陆续走进教堂，发挥着赞美基督颂扬上帝的作用。传教士们不仅忙着向异教的中国人介绍上帝，还忙着给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和西洋乐器。打这以后，风琴、钢琴等各种洋乐器不再陌生了。到1903年，袁世凯在自己的新建陆军里组建了一支装备着西洋铜喇叭的军乐队。一时间铜管乐队时髦起来，好多中小学堂也忙着搞业余军乐队活动，好多城市里回荡着小号、圆号那雄浑激昂的声音。辛亥革命之后，风琴、小提琴、钢琴也兴盛起来。到这个时候，西洋乐器完成了传入过程。但是，要说西洋乐器普遍为民众所接受，那是近几年才发生的。屈指一算，西洋乐器的传入整整经历了100年。资产阶级音乐思潮的兴起是戊戌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康梁维新党人，打他们从西方掮来的万宝囊中，不仅掏出了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议院政治思想，还掏出了西方的文学艺术、音乐理论。他们真诚地觉得中国要大变，必须学习西方先进国家治国安邦的全部经验，包括音乐教育。康有为建议皇帝把音乐教育列入中国普通教育之中，因为唱歌可以唤起民族精神。梁起超更是充满豪情地说：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教育是第一重要的东西。在此后的很多年里，致力于西洋乐传播的人们，急功近利地把音乐当成改造国民性的捷径。他们以日本为例，说日本在“维新以前所用乐器若琴笛、胡弓、三昧线之属，皆出自中土。明治改革盛行西乐，自师范学校以下莫不兼习乐学”，于是日本国很快强大起来。既然西乐是振兴、富强的终南途径，中国自然非学不可了。
　　要学习西洋音乐，就必须首先破除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一些陈腐观念。有人说，中国传统音乐“惟以朝野殊等，凡明堂所奏，宗庙所用必出于皇王之什，盖君主专制若此其尊严也”。既然它是维护等级制度、“张皇太平之具”，那就应该弃之若敝屣，代之而起的当是鼓舞“爱国心，爱群心，尚武精神”的近代新音乐。这种新音乐，第一应当浅显易懂，教化民众；第二应当“博采东西乐经”，融会贯通，这样才能达到改造国家，改良国民性质的社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