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姐谈怎样对疾病作斗争 邓大姐

　　今年四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去拜访了邓大姐。　　我们去得比约定的时间稍早些，秘书告诉我们说：大姐正在看一个材料，马上就完了，要我们先坐会。不一会，邓大姐来了，她亲切地招呼我们，她的步伐十分矫健，神情是那样爽朗、乐观、慈祥，很难看出，大姐曾经患过严重的肺病，也难看出在近十年间，她还曾经几次患过其它严重疾病。在旧社会，一般人认为肺病是一种“不治之症”，得了这种病就“十痨九死”。解放后这种看法虽然有了一些改变，但是还有不少的人认为肺病是一种很难医疗好的“富贵病”，疗养肺病不仅要有优越的治疗营养条件，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即使病好以后也很难再成为一个十分健康的人，这对自己政治上业务上各方面进步是有很大影响的。因此一些人患了肺结核病以后，往住陷入消极、悲观失望的境地。编辑部常常收到一些青年肺病患者来信谈到他们病中的苦恼，忧虑和焦急。而大姐却在长征前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养好了肺病，我们希望大姐能对这些青年应该如何对待疾病作些指示。
　　听完我们提出的要求以后，大姐爽朗地笑了，接着向我们叙述了她在长征前后和肺病进行斗争的一些情况：
　　远在1933年，还是在江西革命根据地瑞金的时候，大姐就已经感到自己有些肺结核病的症状了：经常咳嗽、盗汗、疲倦，而且饮食锐减，身体日渐消瘦。当时生活条件很坏，由于敌人的封锁，就是油、盐也经常吃不到。但革命的热情激励着她，加上工作的需要，她并没有把自己的病情放在心上，为了加紧支援前线仍然担负着繁重的工作。就这样在1934年8月的一天，邓大姐突然连续大口吐血，身体到底支持不住了，这时才拿痰去化验，发现痰内有结核菌，肺结核病被证实了。在大姐吐血后的四十天——1934年10月，一件举世震惊的大事发生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根据地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正在患肺结核病的邓大姐也毅然执行组织的决定随军出发了。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生病，而且要尽可能地预防疾病，但是，既然受到疾病的侵袭，那就把它作为对自己的考验。”邓大姐说：“革命者、共产党员对一切事物都应采取革命的态度，用革命的观点去看待疾病。从旧社会‘十痨九死’那种悲观绝望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把战胜疾病作为一个任务来对待。首先要认识疾病的性质，掌握疾病的规律，还要严肃认真地对待疾病，抱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树立坚强的信心，锻炼和疾病斗争的毅力，同时尽可能地注意治疗、护理。这样，疾病是可以被战胜的。这也是对一个革命者、共产党员的一种考验。”就这样，邓大姐抱着对疾病既不恐惧、忧虑，又严肃、认真的态度；既具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又能作毫不疏忽的斗争，踏上了长征的艰苦途程。
　　长征的历程是十分险恶、艰苦的，天上每天有几十架敌人的飞机来侦察、轰炸，地下有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一路上说不尽的艰难险阻，经常要爬山越岭和夜行军。邓大姐刚刚患过大病，高烧退后才不过十天，虽然身体十分软弱，但是却愉快而乐观地随军前进。
　　“一个坚定的信念鼓舞着我，”大姐说：“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我的疾病也一定是会被战胜的，我必须战胜疾病准备为党为革命事业做更多的工作。”这个信念使大姐经受住了险恶经历和严重疾病的种种考验。在夜行军或大雨滂沱、风雪泥泞难行的道路上，不止一次抬着她的担架远离大队，就剩下大姐、两个担架夫子和一个警卫员，在陌生的地区、黑夜中摸索。种种危险都可能发生的：走错了路怎么办？遭遇到敌人的袭击怎么办？大姐说：“那时唯一的就是坚定、沉着，克服困难，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追赶上自己的队伍。”往往在深夜大队都早已宿营休息了，大姐她们才赶到宿营地。在爬山越岭的时候，有时山路过于崎岖或遇到悬崖陡壁，邓大姐便不顾病后衰弱的身体，下了担架步行挣扎过去……这样，一个接一个的困难都被克服了。
　　即使是在病中，大姐也时刻没有忘记尽可能地作一些革命工作。1934年12月，红军进入贵州境内以后，邓大姐感到身体稍好些，便在每天到达宿营地后下地走走，以便接触当地情况，了解群众的革命要求，同时也锻炼自己的身体。1935年3月，红军二次到达遵义，从遵义出发以后，邓大姐就要求取消担架，练习骑马行军，有时也下马练习步行。八月红军通过草地。那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荒无人烟，天气多变，草高根浅，泥沼交错，没有道路，很难行进。稍不小心就会把人陷进泥沼，愈用劲往上拔就愈陷愈深，有时有人直到全身都陷进无底的淤泥中去，或被河水的急流冲没。谈到这里，大姐激动地说：“在这样险恶的道路上，有好些同志被夺去了生命，人们将永远怀念着他们！”在草地行军的第一天遇到大雨，大姐的衣服被淋湿透了，人和马又一度陷入泥沼中。大姐的身体本来就没有完全康复，这样第二天就发起高烧来了，加上泻腹和感冒，在草地的七天行军途中几乎没有进一点饮食。这样大姐的身体衰弱到了极点，在草地最后两天的行军途中，常常骑马走五分钟，就要下马在路旁躺十多分钟，可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坚强的意志使大姐克服了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苦，终于胜利地走过了草地。
　　1935年11月间，红军到达了长征的目的地——陕北瓦窑堡。尽管大姐的身体还比较弱，但她却毫不迟疑地投入了工作。1936年夏天，大姐随军转移到保安县（现名志丹县），由于长征后没有得到休息，加上这次行军途中跋涉的辛劳，到达保安县不到半个月，大姐的咳嗽加剧，体温又增高了。正巧当时有一位加拿大医生马海德来到边区，经这位医生检查，证实是肺结核病复发了。医生认为邓大姐必须停止工作，完全休息，由于没有药品，就主张她每天到户外卧床两小时，利用大自然的条件进行治疗。同时应该在营养上加以照顾。于是，邓大姐就坚持每天到户外去卧床两小时。那时，连一张可以躺躺的椅子都没有，只好每天把窑洞的门板卸下来，一头放上一条长板凳，一头凑上一张小木凳，把它搭成一张“床”，就睡在这张硬梆梆的“床”上开始了她的疗养生活。
　　“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环境中都要有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就是在病苦中，也要会善自排遣，找到愉快，成为战胜困难，推动自己前进的力量。”大姐说：“有多少坚强的共产党员，革命者，甚至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着酷刑和死亡的时候，也仍然满怀信心，不懈奋斗，对革命充满着希望。我们今天不过生了一点病，又算得了什么，又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呢？”大姐在病中从来不无谓地焦躁、烦恼，相反总是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消除病苦和寂寞。在当时的志丹县，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文化娱乐，就是图书画报也非常少，在黄土高原的大地上，没有树木花草，面对着四周的黄土秃山，大姐躺在“床”上时，就从欣赏大自然，观察云天的变化中找到乐趣，增进自己心情的愉快。当时物质条件很差，细粮、油、蔬菜都很缺乏，鱼肉更谈不上。由于粗粮不能适应大姐的肠胃，组织上便每月换给她三十斤麦子，让她磨成面粉做馒头吃，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难得的了。大姐非常感谢组织上的照顾，心情愉快地养病，这样疗养不到一个月，身体就好了些，体温已恢复正常，随即恢复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