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体制与机制改革的反思_美国政治体制图解

　　［摘要］全国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现已基本完成，转企改制后的各个大学出版社脱离了“事业性单位，企业化运营”的体制。绝大多数大学出版社也进行了机制改革，建立了适应出版规律和市场经济的运营方式，但也有一些大学出版社机制缺乏创新。在体制和机制改革的背景下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完善改革才能解决。
　　［关键词］ 大学出版社　体制　机制
　　中国大学出版社大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们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经历了改革的洗礼。建社初期，大多数大学出版社都把改革列为其发展的首要任务。今天我们再谈大学出版社的改革，不免有了更多的感悟和反思。当前，全国大学出版社基本上完成了转企改制的任务，但大学出版社所处的环境、所面临的困难好像还没有得到彻底地扭转。如何突破这一层层的障碍？唯有不断地改革才能解决大学出版社在发展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可以说，现在大学出版社的改革正处于体制转型、机制创新的攻坚阶段。
　　一、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历程和趋势
　　1.“事业性单位，企业化运营”的客观性
　　中国大学出版社在转企改制之前几乎都是“事业性单位”，而其运行管理模式却是“企业化”的。这可以说是最具中国改革特色的产物，并具有很强的惯性，甚至在转企改制之后我们也会看到这只无形的手还在操控。“事业性单位，企业化运营”和中国特定时期的经济、政治尤其是计划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为大学出版社在微观市场的生产、销售等方面不得不依赖于或局限于计划经济的牢梏之中。“在事业单位体制下，大学社对高校的惯性思维以及高校本身对出版社统得过严，导致大学社市场意识无法有效显示。”
　　20多年前，大学出版社在计划经济背景下被定性为事业单位，毫无疑问是符合特定历史条件的。它们和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一样可以分享计划经济的果实，但当初当有人提出“企业化经营”时，那无疑是一种创新和改革，也是一种挑战，正如现在转企改制一样。“事业性单位，企业化运营”肯定了图书精神属性的同时，也明确表明图书具有一般商品的经济属性；“事业性单位，企业化运营”把大学出版社定性为文化单位，也肯定了大学出版社是经营实体；“事业性单位，企业化运营”在确认大学出版社所从事的出版活动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维护的同时，又承认出版活动是一种市场行为。
　　“事业性单位”与“企业化经营”之间的张力在计划经济时期有利于大学出版社的初期发展，依靠政府的保护和计划经济的指导，多数大学出版社效益还算“不错”。改制之前大学出版社可以享受到所属学校事业性单位的各项优惠政策，包括人事分配、财务管理、资源保障等方面。在经历了艰难的创业时期之后，多数大学出版社在改制之前其生存状况大多较好。但是，“…… 体制本质上是所有者财产与企业财产不分，所有者直接经营财产，难以厘清大学与出版社之间的法律与经济关系，充分暴露出各个大学出版社运用市场方式（企业性）进行运作和不得不寄生于计划经济（事业性）的矛盾境地。”“事业性单位，企业化经营”使得各大学出版社大多依附于“事业性”所带来的好处，总是处于计划经济的“襁褓”之中，这使得当大学出版社主观上改革的愿望不强，即使勉强进行了所谓的“换牌仪式”，但之后在主观思想上、经营管理方面还是摆脱不掉“事业单位”的梏咎。
　　2.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后的现状和趋势
　　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地完善，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体制性障碍彻底被清除了。进而，原有的国有出版社一统天下的格局终于被打破了，国有、民营和外资三方博弈的市场格局在政策和体制的保证下最终形成。最近几年，国内一些大型出版集团纷纷成立并成功上市，它们有着垄断图书市场的趋势和欲望。外资出版集团对中国巨大的市场也垂涎三尺，也想尽一切办法挤入中国市场。如果外资参与中国出版物分销市场竞争，一旦控制了出版环节中的发行环节，那么势必会像汽车产业一样，遍及中国每个角落的都会是国外的品牌。而民营出版凭借着其特有的灵活性和可塑性也在悄悄壮大，它们进可进、退可退的优势也表现无遗。
　　转企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面临强大的国有、民营和外资的三重压力。然而，大学出版社不同于其他出版集团和外资出版机构，虽然在规模、资金等方面比不上它们，但多数大学出版社有它们独特的优势，即：大学出版社从业人员专业性较强，作者资源丰富且具有较好的素质；出版物多数为学术著作、教材和教辅，出版物有固定的较大的大学、中学、小学市场，这些是出版集团和外资出版机构在目前阶段难以撼动的。而民营出版机构虽然运营理念和手段灵活，但在资源方面目前对大学出版社构不成太大的威胁。
　　事实上，转企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因为大学出版社有双重功能，一个是资产增值保值功能，一个是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功能。改革后单一承担的就是资产增值保值功能，目前单一主体的所谓转企改制不利于大学出版社发展而产生很多人为的障碍。”市场化出版体制会造成出版利益的再分配和出版效益评价体系的再造，现在的大学出版社不再享有“事业单位”的许多保护性优惠政策，如果还一味追求以往的专业化，只出版高端图书，那么市场可能变得越来越小；而如果放弃以往的文化、教育的基本功能，毫无保留地“拥抱”市场，那么大学出版社的性质就会扭曲。倘若大学出版社抛弃专业化，选择经济效益为其唯一的目标，结果会像俄罗斯的出版一样：“……对出版内容的要求逐步淡化，对出版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没有规定，出版不执行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成为完全的个人事业，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减弱，展示低级、庸俗内容的出版物盛行，体现高雅的、先进文化的出版物匮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出版物更是寥若晨星……”因此，大学出版社在新形势下唯一的出路就是坚持其独有的专业化，并不断努力开拓其他领域的市场。
　　大学出版社改制后还会面临其他一些问题。改制后大学出版社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诸如股份制、聘任制、年薪制、人员分流、人员下岗等现代企业面临的问题也将会成为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的矛盾焦点。如若处理不当，便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和出版者责任意识的丧失。更为重要的是，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人事权还归于各个高校，负责人是否具有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尤为重要。这其实和现阶段的中国国情是相一致的——政企没有完全分离，对于出版领域来说，也就是“事企”没有完全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