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 [师恩二题]

　　春阳·小草　　丁亥三月，春意正浓的时节，50多年前毕业于宿县师范附属小学（现在叫宿州市第十一小学）的二十几位同学小聚于宿城一家普通的饭庄，请来了吕本泰、涂晚秋、杨柏寒、王锡奎、汪庆龄老师伉俪等六位年高德劭的老教师，他们是宿州教育界的耆宿。这样的聚会，虽然称不上“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但师生情、同窗情，浓得吹不散，化不开，挥不去。
　　年龄最长的涂晚秋老师已经91岁，杨柏寒老师88岁，吕校长、王锡奎老师、汪庆龄老师都是85岁。他们每个人都历经磨难，在桑榆晚年，欣逢舜日尧天，身心健康，鹤发童颜。让我们这些年过花甲的老学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坐落在宿城东关观音堂附近的一所学校被选作宿县师范附属小学。老教育家、宿师校长裴干元先生兼附小校长。吕本泰老师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王老师、汪老师教语文，杨柏寒老师教数学，涂老师教音乐。王锡奎老师还是我念五年级时的班主任。
　　那个年月，这批教师正当盛年，教学认真，诲人不倦。在他们身上延续着民族文化，传承着传统道德。他们守节操，讲道义，重人情，说真话。由于他们的努力，宿师附小，样样争先，连年被评为市优、省优。师恩如春阳，我们这群未脱童稚的孩子，有如小草，饱受春阳的煦育，茁壮成长。家长高兴、社会好评，我们小小的年纪就感到当一名附小学生的光荣、自豪。
　　谁料到，几番风雨，几波运动吹落了满城繁花。宿师附小的花园凋零了，园丁散去了，灯火阑珊了，岁月苍老了。
　　1957年“反右”斗争过后，清理教师队伍。吕校长、杨老师、王老师等优秀老师一个接着一个被清理了。
　　吕校长回到濉溪县百善原籍务农，杨柏寒老师发配到亳县农村，交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几十年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王锡奎老师倒是见过两次。一次是在1960年初春，我在宿城一中念高一。大饥饿像幽灵一样在小城上空游荡。一天傍晚，无意中在木牌坊见到了锡奎老师。原本高大魁梧的他，变得骨瘦如柴，面带菜色。他吃力地拉着一架平板车，身体和地面几乎成了两条平行线。我叫了声“老师”，并向他鞠躬敬礼。王老师一把拉过我，仔细地端详一阵子，含着泪说：“你饿了吧？”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那个年代特有的，又黑又硬的混合面馍馍，硬是要塞给我……以后，我到外地读大学，老师则继续他那没有“刑期”的改造。
　　沧桑之道，似广陵一曲，令后人动容。
　　十年“**”，这样一批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几乎人人脱掉几层皮。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杨柏寒老师在亳州农村被当作“特务”、“反革命”，五花大绑，四处游街，天天批斗。老伴死了，女儿死了，他把泪水咽进肚里，把打掉的牙和着鲜血吐出来，默默地对自己说：“难道我的命这么苦吗？苍天啊，你总有放晴的时候吧！”
　　1976年10月，铲除“四凶”，苍天放晴了，神州欢笑了！邓公胡公抵制“两个凡是”，倡导解放思想，力主平反冤假错案。政坛上一阵阵春风吹过，成千上万长期受迫害，被打入另册的人们奔走相告:“熬出来了！”
　　1978年秋天，中央下文为“四类分子”摘帽子，为右派分子“甄别改正”。那些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看到了去垢和再生的希望。
　　一个秋日的晚上，我专程去看望锡奎老师，他面带红润，情绪亢奋，二两白干下肚，话也多了起来。
　　“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老师以深沉的语气，朴实的词句，道地的宿县方言，叙述了一个个他亲身经历过的、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有关的事件……
　　锡奎老师读初中的时候，正是全民族抗战的岁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发出号令：“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锡奎老师满腔热血，报名参军。因为有文化，不久，就成为国军一名中尉文书。抗战胜利了，鬼子投降了，他复员回乡。新中国刚刚成立，他就考上了宿县师范，成为裴元干校长的高足，毕业后留在附小任教。他的被清洗，就是因为抗战期间的“历史问题”。在是非不分的极左岁月里，连抗日也成了“问题”。谁叫你参加了国军呢！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历史问题”有多么可怕，当年，这个“历史问题”说重一点是“历史反革命”，说轻一点也是政治上的大污点，足以让你在人前人后抬不起头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王老师的“历史问题”自然就不成为问题了。他平反了，昭雪了，在临近花甲之年又回到了教师队伍。
　　乾坤朗润，万象更新，王老师过着幸福的退休生活，他热心社区活动，时常为当地报刊写点小文章。
　　就在这篇短文杀青之际，接到了王老师的公子新宇的电话，锡奎老师已在今年春节前夕驾鹤西去了。临走之前很平静，再三叮嘱，过年了，不要惊动大家，不要操办。他一生都在付出，临终之际还在为别人着想。就在王老师逝世前不久，杨柏寒老师也逝世了，享年88岁。两位老人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痛苦，晚年总算过上了舒坦的日子。在全民族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中华振兴指日可待的时光里，老哥俩含笑离开人间，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会笑得更甜、更美。
　　谨以这点真诚的文字作为迟到的祭奠奉献于两位老师灵前。
　　一张收据
　　这是几十年前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许多年来，每当念及，心头就会涌动阵阵暖流，甚至激动得不能自已。我把它置放在记忆仓库中最崇高的位置，轻易不去触摸。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阵发性的“左”旋风刮得百业凋零；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批右倾的结果，把中国经济推向了崩溃。皖北地区民不聊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百姓冻饿而死。
　　宿城一中千余名师生过着“低标准、瓜菜代”的日子，“红芋饭、红芋馍，离开红芋没法活”。许多人浮肿了，更有不少学生因饥寒交迫而含泪弃学……
　　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走进了人生路上关键的当口。我们升入高中三年级，时在1961年秋季。
　　按照惯例，为迎接高考，高三上学期即行分科。原来8个班，因为减员编成4个班；两个理工班、一个医农班、一个文法班。开始，吴报章主任把我分配到理工（一）班，但我自幼喜爱文史，执意去了文法班，并且当上了学习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