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疏散距离 [1969年北京高层大疏散秘闻]
紧急战备，大疏散 1969年3月，苏联军队侵入中国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国边防部队指战员，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中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估计。3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10月18日，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一些人员从北京疏散到外地。其中既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靠边站”的原中央领导同志。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朱德、董必武被疏散到广东，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陈云、王震等被疏散到江西，聂荣臻、陈毅等被疏散到河北。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刘少奇重病在身，被人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河南开封一个壁垒森严的天井院中监禁起来。其实，刘少奇这时已不能说话、不能行动，就是不看押也跑不了。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被送往江西南昌，被打成“党内第三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陶铸被送到安徽合肥。
邓小平消除顾虑
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在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后，毛泽东曾对汪东兴指示：“要把陈云、王震他们放在交通沿线，来去方便。……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周恩来报告毛泽东，想让汪东兴留下，帮助做疏散工作。毛泽东批准汪东兴留下10天。这样，和邓小平等人谈话的工作，就落到了汪东兴身上。
1969年10月的一天，汪东兴来到邓小平家，一是对前次邓小平写信希望见他的回应，二是把准备将其疏散到江西的安排通知邓小平夫妇。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员疏散到外地，邓小平夫妇被安排去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他们去工厂劳动锻炼。听到疏散的消息，邓小平感到很突然。他想了一下，向汪东兴提出，他的继母夏伯根现在年纪大了，想带她一起去江西。
对于这个请求，汪东兴当即表示同意。最后，邓小平说，以前主席说过，有事情找你，到江西后是不是还可以给你写信?汪东兴表示可以。邓小平虽然对被疏散到江西感到突然，但汪东兴亲自来谈此事，减轻了他心中的不安。汪东兴承诺以后有事还可以找他，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即使去到千里之遥的外地，也能够保持和中央的联系。汪东兴还表示，带不走的东西可以留在这里，这个院子不会动的，以后你们回来还可以住这里。
汪东兴是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就曾交待邓小平有事找汪东兴。这次汪东兴来见邓小平，不但态度很好，而且承诺以后回来还可以住在原处，这些都富有积极的意义。汪东兴的谈话，使邓小平明白，疏散离开北京，不单单是对邓小平的行动。到了江西后，他们还可以去工厂劳动，不管是学习性质也好，改造性质也好，总算是结束了在北京这种与社会生活完全隔离的软禁状态，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见了汪东兴之后，邓小平夫妇心里踏实了，加紧准备离京事宜。
周恩来亲自安排
1969年10月，当中央决定把邓小平、陈云、王震等老同志疏散到江西以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于18日上午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打电话，对办公室主任说：“有件事，你们先告诉一下黄先同志(当时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同时向程世清同志(当时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报告。中央决定，中央首长要到下面去蹲点，接触实际，适当参加些劳动。有陈云同志，一个秘书和警卫员跟随他；王震同志是夫妇二人。王震不是去过你们那里么?他和你们比较熟悉。你们那里有个五七干校，还可以到干校玩玩，年纪大了，劳动也不行了。”
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电话中充满了对老同志的关切之情，在询问了江西冬天是否有暖气以后，说：“因为从北方一下子到南方不习惯，希望你们适当注意他们的生活。当然吃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要花自己的钱，房费不要太贵了。他们除了到农村看看，还可以适当参加劳动。不过他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王震同志更差一些。我还告诉他们也可以到工厂学习，看看，接触一下群众。总之，你们核心小组要帮助他们。”
讲完以上的话后，周恩来郑重地说：“邓小平夫妇二人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动力了。最后一点，再三强调，这些同志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具体要求，江西省最后决定，将邓小平安排在南昌市郊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住在位于该厂附近的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原少将校长的房子里，即“将军楼”；陈云住在南昌市青云谱江西省军区干部休养所，选择就近的江西石油化工机械厂蹲点调查研究；将王震安排在红星垦殖场招待所住，在该场蹲点调查研究。
临行前的准备
邓小平在即将离开北京的时候，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接受中央对他的处理，重申对中央和主席作出过的保证，他将以一个普通党员和公民的身份，尽力工作和劳动，并希望将此信转报主席和党中央。
邓小平知道，这次离开北京，虽然算是结束了被囚禁的状态，但在千里之外的江西，与中央和毛泽东的距离就远了。离开北京之前，他写信给汪东兴表明自己的态度，是要通过汪东兴将信息传递给毛泽东。正如邓小平所预期的那样，汪东兴将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本人也看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1969年10月21日下午，“邓小平专案组”接到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的通知，到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开会。参加会议的有王稼祥、谭震林等“专案组”的人员。会议开始后，主持人说，王稼祥疏散到河南信阳，谭震林到广西桂林，“中央决定将邓小平疏散到江西南昌下放劳动，昨天晚上周总理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江西关照过了”。并交代“专案组”负责人：“你再带上个人。任务有两条，一是安全送到，路上不能出问题；二是会同江西的同志为他们找个合适的住处，有暖气的更好。邓小平年纪大了，住处跟劳动的地方不要距离太远，远了派车不太好，步行太久或坐公共汽车也不大安全。虽然陈云和王震同志也是去江西，但他们和邓小平不一样。他们两个都在党的九大当选了中央委员，一般来说还不会出什么问题。邓小平‘文化大革命’前又挂过像，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容易被人认出来，发生揪斗现象。你们回去准备一下，明天早上8点钟赶到沙河机场上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