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开创中国第一个民主春天 宋教仁遇刺的背景

　　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他的名字在中国史上怎么也甩不掉。无论是支持民主，还是反对民主的人，都绕不开宋教仁这个名字。他在二十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的话题是有关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聚焦，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在某种意义上，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成了中国的象征，袁代表了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教仁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
　　1940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在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和痛苦之后，终于痛定思痛回到了民主的轨道，他尤其沉痛地指出“试问史大林（编者注：斯大林。下同。）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陈独秀《给西流的信》，转引自《陈独秀语萃》265页，华夏出版社1993年），因此“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1973年，顾准先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不得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顾准文集》368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二十世纪本民族两个最优秀的思想者，一个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一个是1935年2月入党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他们在几乎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然而早在他们之前30年和60年，宋教仁就已将这一原则付诸实践，他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456页，中华书局1981年，以下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见该书）挟着辛亥革命的风雷，在民国初年的历史舞台上，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从1911年秋天到1912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
　　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
　　现在不少人指责宋教仁是个“议会迷”，陶醉于西方那一套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不了解中国国情等，但是宋教仁为探索一种全新的政治制度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理想，他的精神、他的人格追求永远不能被亵渎，他对中国宪政民主的贡献永远不能被抹杀。在1913年春天的中国，几乎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曾为宋教仁之死感到痛苦和不安，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千差万别、形形色色，却都认为宋教仁是一个矢志于民主事业、有能力调和南北的政治家。他在民初的政坛上是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是不可替代的。这一点，也许是人们和袁世凯唯一的共识。
　　1912年秋天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头脑明细，手段灵敏”，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他匹敌。他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政治上表现出倔强的进取精神，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谭人凤一语道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面对这样一个人物，一世奸雄袁世凯岂能无动于衷。在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
　　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二三百元），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谢意：
　　“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宋教仁集》426页）
　　这就是宋教仁，虽然谭人凤说他“英而不雄”，但他是一个有自己的政治人格、有操守的人，袁世凯的金钱无法收买他。他是个有热烈理想的政治家，不是为了追求高官厚禄。他是个“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人物可比”，袁世凯那一套制人术因此在他这里失去了作用。袁的心中杀宋之意这才萌生。
　　在随后举行的国会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宋教仁沿江东下，从长沙、武汉、安徽到上海，再到杭州、南京。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而袁世凯杀宋之心也就定了。
　　宋教仁这时已是众望所归，他如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任何力量都没法阻止的。因此他1913年3月2日游杭州时所写的《登南高峰》一诗中就有“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这样的诗句，虽然是写景，抒发的却是他胸中的抱负，其时大选获胜，他组织政党内阁，制约袁世凯，实现民主的时光已经指日可待，所以他的诗里洋溢着的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甚至临终前他还致电袁世凯寄予殷切的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他对袁世凯所代表的中国根深蒂固的专制力量实在是认识不足。“中山与克强，仅在民元八、九月间，与袁有过短时期的接触，他们对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孙、黄年事更轻，阅世更浅，读书也不够深入，以为只要一部‘约法’，一个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席的‘党’，藉着‘责任内阁’的空名，便可以对付袁氏而有余，这岂不是书生之见？”（左舜生《黄兴评传》105—106页）
　　在武汉，谭人凤曾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但宋认为是“杯弓蛇影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