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诗风与中唐理性之回归_中唐时期元和中兴

　　内容摘要：“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的一个转折点。在中唐，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文化心态的全面成熟，文学审美风尚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和分化。其中，以韩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和诗风集中体现了中唐诗坛由盛唐的情感恣纵向理性思辨的回归。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论述元和诗风中理性的回归。
　　关键词：元和诗风 社会背景 理性回归
　　在盛唐，中国的封建文化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蓬勃生命力，封建社会的全面完善就成就在盛唐。因此，经历了安史之乱的中唐，开始以相对客观、冷静的心态接受社会中不可弥补的同时很难解决的社会矛盾。在盛唐呈现全盛态势的道教文化开始重新接受来自儒家文化的同时，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也在不同的层面重新进行了自身的文化定位。理性思辨精神重新受到重视，是当时社会文化表现出的不同于盛唐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文学也因此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思辨色彩和风格迥异的不同流派。其中由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由元稹、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运动，则是文学、诗歌在动荡的中唐社会重新开始理性之沉思的代表。
　　一.韩柳古文运动与韩孟的险怪诗风
　　中唐时由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有其特定的社会原因。“轻阀阅、重科举、轻经术、重文章”，在唐代，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依靠政治才能和文才来争取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唐，儒学在知识界的广泛复兴为古文运动提供了思想的土壤。首先，文体的改革是古文运动得以开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士人们都希望能够充分表达自身对于时事的思索的中唐，古文，无疑是一个比诗歌更加长于论证思辨的文体，社会的需要于是推动了古文运动的产生。其次，作者的不断增多。韩愈、柳宗元以提倡古文来反对佛老，用这种有力的文体形式调动起了知识界倡导理性、倡导改革和社会责任的新的文风，而这种相对易于掌握的文体被越来越多的士人所接受，从而壮大了古文运动，使这一顺应了时代需要的文学运动推动了理性思潮在中唐文化界的复兴。韩、柳所发起的古文运动，是诗人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在批判继承古文运动先驱的基础上，对儒道的传统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念不相一致的新解，以文章内容的变革带动形式的变革，使“文以载道”具有了实践意义和社会价值，并且在理论上使之不断完善。古文运动使“载道”的古文变为了讽世刺时、抒怀言志的感激怨怼之作，并进而促成了散文体裁和语言艺术的全面革新，形成了一种既宜于实用、又便于进行艺术创作的新文体。除了写作政治、哲学方面的议论文之外，古文运动中的古文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是发自真性情的穷困愁思之声。韩柳变“笔”为“文”，在应用文中抒情言志，使之产生了抒情文学的艺术魅力，同时使得古文运动的理性思辨不仅仅服务于经国制业，也将深刻的思辨带入了日常生活、民生疾苦，从而真正将理性精神纳入了文人的生活状态、创作常态之中。古文运动是伴随着中唐的儒学复兴运动而展开的。唐代宗明确任用儒士，至德宗朝，经陆贽、权德舆等人大力提倡，儒学走向复兴高潮。儒学中经世致用的精神核心也由此成为了中唐文人理性精神的核心。韩、柳强调的“由道及物”的观念，从理论上解决了明道和现实政治的关系，改变了以往古文家只是引六经作文，而未能在现实中切实发扬儒家义理的状态。在盛唐，文章中的儒家教条只能是作为点饰盛世文明的标志，而中唐文人则重新开始将儒家思想中的理性、规范和法则当作了拯世济时之本，当作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社会构建的切实需要。因此，中唐古文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古文运动所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理论核心也就成为了中唐文化理性之回归的思想内核。
　　在进行古文运动的理性文学模式的建构的同时，运动发起者之一的韩愈却在诗歌创作领域实践着不同于古文运动的奇崛险怪的创作风貌。这与中唐文人复杂的世界观是分不开的。作为官员，韩愈力排佛老，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但同时作为一个自然人，韩愈也渴望张扬自己的个性，渴望感性的释放。因此，韩愈用不同的文体来表达不同的情感需求。在诗歌领域，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继承和发展了道教美学的审美品格和文学兴象，仍然将诗歌这种体裁作为了个体情感自由抒发的渠道。诗中鲜明的隐逸情绪；奇崛险怪的诗风；对于主观情感的发展和张扬，都是对于“道”，这个道教文化的最高精髓所做出的美学阐释。从表面上看，道家思想是散逸的、放旷的，充分感性化的。然而，如果从道家学派的理论核心入手重新审视道教的思想体系，不难看出，实际上道家的思想具有更为纯粹的逻辑性和哲学意味。这也正是韩愈这样的文学家能够将“文——儒家”与“诗——道家”这两个看似截然相反的文学道路融归在自身的思想构成之中的反应。在韩愈的奇崛险峭的诗歌创作中，一种潜意识中的理性思索并非是不存在的。或许正是在对于家国、政治的理性文章的思辨中，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哲学层面的探索也才成为了诗人的切实需要。这，似乎也揭示了在理性复苏的中唐，充满隐逸之味的险峭之歌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高峰的某些原因，而韩愈、孟郊乃至晚唐李贺们的心绪，也许并不真的指向出世，指向对盛唐诗歌的挽留。
　　二.元、白新乐府运动中的理性回归
　　除了韩柳的古文运动，在中唐，另一个标志着理性回归的文学思潮是由元稹、白居易发起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思想核心是对于积极干预现实政治的儒家美学的认同和回归。在中唐，社会现实的变革使得文人不再能像初唐、盛唐那样，以一种相对宏观的兼济苍生的广大心态去实践儒家的道德理想。转而，文人开始从更为现实的层面出发，着重强调了儒家美学中讽喻、美刺的功用。新乐府运动是一场以干预现实为旨归的诗歌运动，理性的回归在新乐府运动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苦难现实的深沉嗟叹。新乐府运动直面苦难的社会现实，将对于儒家“民本”思想的传承直接反映在了作品当中。诗人站在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继承并发扬了杜甫诗中的忧患意识。由于作品中的形象大都是贫苦乱离中的平民，因此，作品的格调大多平实朴素，明白晓畅。可以说，诗人们正是运用了长于白描叙事的乐府民歌的形式，来表达对于社会现实的理性的思索。新乐府诗歌直切深沉的哀苦之情中，透露出的是一种重新以社会观察者的视角开始进行的对于整个社会构成的直观的感悟和认识。忧患意识在新乐府运动中成为了作品情绪的共同底色。而理性的介入正是由于这种情绪作用的结果。理性的不断深入又进一步加重了、深沉了这种忧患之情。在感喟民生多舛的同时，新乐府运动的知识分子特点决定了诗人们将更为深沉的忧思投入了对于家国民族命运的拷问当中。在政治生活当中，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一种特殊的警觉和敏感，造成了他们可以用相对理性的思辨态度来面对家国的危机。
　　其二，新乐府运动中儒家美学的理性精神。在新乐府运动中，承袭了孔子“兴观群怨”的诗教原则，将诗歌不再单独视为陶冶性情的美学建构，更多的赋予了诗歌以移风易俗的社会工具的意义。新乐府运动注重开掘诗歌的政治功用，继承并深化了初唐的诗歌为政治服务的理论主张。白居易主张“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谷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策林?六十八》）白居易们在新乐府运动中侧重于诗歌“刺” 的功用，将理性的哲思贯入了对于儒家美学的运用当中，使得诗歌产生了显著的“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社会功效。
　　在新乐府运动取得成功，表现出了其一定的进步性和合理性的同时，也不难看出，诗人们在用理性的视角解读着社会人生、儒家思想甚至诗歌的美学品格的时候，也将中唐诗歌引入了一个相对狭窄的功利主义的创作道路。这种厚理薄情的功利诗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诗歌自身的美学规律，因而最终将唐诗引向了分裂和衰微。
　　从古文运动到新乐府运动，中唐理性的回归成为了那个时代文学思想的主流。这是唐代文人在盛唐的诗歌狂欢中达到最终成熟的一步。然而，从韩愈的险峭诗风到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诗歌的抒情本质仍然与诗人理性的世界观共存着、互补着、抗衡着。将中唐诗歌的理性精神继承下来的宋代“江西诗派”以及儒家美学在中唐后进一步的蜕变和重新整合，都标示着中唐文人理性回归对后世诗歌艺术发展的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徐鸿，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分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