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隶书教案]隶书教案

　　二、战国至秦代隶书　　战国以来，秦国一直采取统一文字政策，其中具有普遍示范性的主要有青铜礼器采用铜活字印刷体〔1〕、简牍文书用隶书、兵器文字、私印文字采用隶书。至始皇帝二十六年重申一系列政治、宗教、学术方面的统一政策，通过秦刻石、秦诏版、秦简，以律令、诏书等主要公牍途径统一文字。青川木牍、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商鞅戈铭文、秦私印的共性，是与最基层的地方文书、针对“黔首”〔2〕的身份有关，俗体可以广义理解为面向庶人之用。相比之下，代表皇帝身份的秦刻石、乘舆六玺、兵符等绝不会用隶书。书写难易是次要原因，制度性示范因素不可忽视。秦诏版、权量的使用层次较之最基层公牍文书略高，其简易化主要是书体性，不能视作隶书字体。
　　（1）简牍代表作：①里耶秦简；②睡虎地秦简；③周家台秦简；④龙岗秦简。
　　（2）帛书代表作：①战国末年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又名《式法》）甲篇、《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养生方》、《胎产书》、《杂疗方》、《却谷食气》等；②秦始皇至汉高祖时期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本、《五行》、《九主》、《阴阳五行》乙篇、《刑德》甲篇、《刑德》丙篇等。
　　附录：
　　1.简牍分栏、标点等编辑符号
　　出土的战国简牍文书编辑格式中，常见内容分栏、篇目名称提格的行款。各诸侯国普遍存在标点符号，如表示句号、逗号的“勾识”，表示一简结束的“巳”，用于句首、段落间分段的“丿”，合文、重文符号等，其中以楚简中最常见。秦代简牍同样使用分栏、提格、标点等编辑符号，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龙港秦简中可见。
　　2.文书格式与书佐署名
　　与传抄典籍、律令不同，秦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简牍文书制度，根据文书属性，分为上行文书、平行文书、下行文书，以专门用语加以区别：上行署“敢言之”，平行署“移”，下行署“告”等文书格式。机关文书管理人员　　书佐署名，款曰“某手”之例，如里耶秦简中以“丿”为分段标志，下署“儋手”、“堪手”、“敬手”等。字体高度统一，不同书手署名各段内容，但书风相同。
　　3.简牍文书规格
　　实用书迹的形制、规格、尺度和数量，作为仪礼，均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其具体尺度配数，在简牍时代，用简用牍，用长用短，甚至宽窄，皆有相应的制度。汉代简册的长度，明确规定写诏书律令，长三尺；抄写经书，长二尺四寸；民间书信，长一尺〔3〕。在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一书中，指出简牍“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即以遣册之长短，区别墓主之尊卑，以文书简册之长短，区别事之轻重，以书册之长短区别书之尊卑。常规简牍以六经册最长，为二尺四寸，椠长三尺，檄长二尺，乘驿之传长一尺五，牍长一尺。通常之简牍为一尺，所谓尺牍。简牍制度中，据字数之多少选择册与牍，用木牍则又据字数多少选用相应宽度，一牍记一事。帛书形制从竹简中过渡而来，行宽与简牍相同，规格类似，因事剪裁，尺度规范与简牍一致〔4〕。魏晋进入纸张时代，沿用简牍制度，纸张是简牍的代用品。
　　无论简牍、帛书，还是纸张、碑刻，尺幅宽窄、大小，历代均有常制。但总体而言，以大、长为尊，以小、短为卑的观念是一致的，尤其是纵向尺度，尺幅高矮始终意味着内容之高下，所以“尺度”犹言标准、规矩。
　　4.秦笔形制
　　出土战国书写简牍的毛笔主要有楚系、秦系两种。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楚系毛笔的主要特征是用纯紫毫，笔头缚于竹竿外围；裹以麻丝，笔管系竹制，髹以漆汁，笔锋坚挺；1957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系毛笔三支则为兼毫，竹管长21.5厘米，以紫毫、鹿毛等刚性笔毫为柱，外被羊毫，笔管端部凿笔腔，笔头直径0.4厘米，长2.5厘米，纳入管中，外配笔套〔5〕。秦代毛笔普遍以兼毫为主流，楚地或许保留纯紫毫之遗制，但笔头形制由缚于竹竿外围改为纳入笔腔了。秦系毛笔的制式及原理一直延续至今。
　　三、前汉、新莽、后汉隶书
　　如果说秦隶是小篆的正俗对应，那么，汉隶则是小篆正体的高级与中级对比。前者相依附，后者相独立。关于文字制度，总体上汉承秦制，但汉代已没有大篆使用的必要，通用隶书，但不废除小篆。古文体逐渐死灰复燃，隶书升格为中等常规字体，派生隶草为低等级书体。书诏、符玺、幡信、题署等大事用篆书，小事用隶书。正体字的小篆与隶书应用范围，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确实如此〔6〕。
　　文字的发展至汉初，已经具备了进一步用途分化的历史经验，比隶书更简便的书体　　隶草这样一种从隶书中简化而来的书体终于在汉初诞生了。草书的主要根源在古隶书，甚至可以追溯至小篆，不局限于东汉隶书。隶草是对正体官书而言应用于佐吏的低级草体官书，低级官书近于民书，相对而言，隶草即为当时的俗体。
　　在汉代，虽有帝王之好，所谓汉章帝好草书，并非视草书为普遍用于公文的正体，草体不能普遍施用于公，仅限于私；不用于对上，仅限于对下。实际的应用状况在后世出土的简牍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一）前汉隶书：
　　（1）前汉简牍
　　①虎溪山前汉简；②孔家坡前汉简；③张家山前汉简；④凤凰山前汉简；⑤高台前汉简；⑥马圈湾前汉简；⑦额济纳前汉简；⑧悬泉置前汉简；⑨马圈湾前汉简
　　（2）前汉帛书
　　①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五星占》、《周易》、《老子》乙本、《刑德》乙篇等；②悬泉置前汉帛书。
　　（3）新莽简牍：武威《仪礼》简（又名《士相见之礼》）
　　（4）新莽刻石：《莱子侯刻石》
　　（二）后汉隶书：
　　（1）后汉简牍
　　①东牌楼后汉简；②额济纳居延后汉简。
　　（2）后汉碑刻
　　后汉碑刻的书写者主要有四类，官方太学派书家以蔡邕等二十余位朝官集体书写的《熹平石经》为代表；官方鸿都门学派书家以师宜官、梁鹄、邯郸淳、毛弘（无明确存世作品，仅有文献记载）为代表；职业书佐以郭香察《西岳华山庙碑》、王戒《石门颂》、黄仲兴《孟孝琚碑》、仇靖《西狭颂》、仇绋《郙阁颂》、解彻《白石神君碑》为代表；民间书手以石工刘盛（字息燥）《巴郡太守樊敏碑》、门生朱登《卫尉衡方碑》为代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