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历史性存在何以可能: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关键词]　共产主义；世界历史；生产活动；人类解放　　[摘要]　对于人的历史性存在何以可能这一问题，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给予了初步的回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真正的历史性存在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不断敞开，人的新型的社会关系在现代生产活动中正在形成，人的全面的自由个性在人类自我解放中逐步实现。这种回答与其说为我们提供了某种解决现代社会生活矛盾的答案，不如说为我们展现了一条更加深入地理解现代社会生活矛盾的道路。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7-0042-06
　　对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人们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可谓毁誉参半。但是，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自行道出来了：“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那么，这种在共产主义学说中自行道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基本经验是什么呢?它与人的历史性存在到底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人的历史性存在何以可能这一问题能否在其中获得毫无疑义的辩证回答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深入反思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及其论据，不断追问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重新思考人的历史性存在何以可能这一历史唯物主义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直接立足于历史人类学的立场，在人的世界历史经验中确立自身。马克思坦言：“德国哲学是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里的德国哲学不仅指作为黑格尔哲学分支的青年黑格尔派，也包括黑格尔哲学本身。他们的思辨神学立场使得德国哲学只能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从天国降到人间”，从而寻求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与之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则直接从人的世界历史经验出发，通过人的历史生产活动，实现人的终极历史目的——“从人间升到天国”。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他们仍然是一个19世纪的人，“对社会现实恒定性的意识”依然在他们的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却天才地走在了我们时代的前面，丰富了当代人类的哲学实践。
　　这种“从人间升到天国”的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是“人间”，落脚点是“天国”，而从“人间”升到“天国”的着眼点则是人的世界历史经验，而非某种先验的抽象形式。当马克思直接“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时，他在这一“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上实现了哲学人类学的伟大变革。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就是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成为人的最初的历史经验。马克思甚至强调，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它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由此，对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追问既不是在思辨神学的立场上得以展开，也不是在先验人类学的立场中不断逼近，而是直接在人的世界历史经验中获得理解。因此，“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马克思对德国历史哲学的彻底颠覆，使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在现代大工业中得以敞开，现代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人们所经验到的整个现代世界让人眩晕，“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们陷入了彻底的虚无之中。“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个人的活动越来越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同时也使得个人越来越受到这种不可理解的异己力量的支配。马克思要求新的历史观应当对这种以最普遍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世界历史性的力量展开批判，真正深入到人的世界历史经验的内在本质中去，进而揭示人的历史性的存在方式。
　　在这种世界历史经验中，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者具有双重的角色，既是人类自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又是其剧作者，这就决定了我们既不能把人的世界历史经验完全看作是超越于我们之上的异己力量，同时也不能把其看作是我们可以完全掌控的客观对象，只能把它理解为超越于我们的意愿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着的社会存在。对人的这种社会存在的历史意义的思考，必然是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对世界历史命运的思考。因此，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它本身就是人的世界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马克思所论断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并没有被人类所经验到；与之相反，恰恰是列宁提出的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薄弱的环节实现共产主义的设想却成为人类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期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是非曲直也不断地引发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的世界历史经验中所进行的这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何以可能?显然，在马克思看来，我们无法脱离开人的世界历史经验思考这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因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而后者又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作为“真正的历史”的人类社会的合理制度只有在这种世界历史经验中不断地形成，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则“终结了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显现的人的世界历史经验，不是我们所面对的对象性的“当前”，而是与我们同在的历史性的“瞬间”。马克思洞见到了这一决定性的历史“瞬间”，从而把人的全部有意义的历史分割为“史前时期”和“真正的历史”，由此坚信共产主义就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因此，这种完成了的共产主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某种完美的社会状态或者人类社会的历史终结，而应看作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它“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而只是人的历史的经验。人们首先而且通常是在脱离开人的世界历史经验的视野中理解共产主义，因而就非常容易把它抽象地看作是一种人的发展的目标和人的社会的形式，这种短浅的眼光造就了各种无谓的争论。邓小平的“不争论”理论就是对这种理解的最好的回应，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再次把人们带回到了人的世界历史经验之中，使人们在不断地经验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中深入到共产主义的内在本质之中。当然，人们能否在这种世界历史经验中最终实现人的合理的社会形式与人的全面的发展目标的辩证统一，这至今仍然是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对的历史性的问题，也仍然是整个人类社会和历史经验着的历史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