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的切入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最新成果

时空性：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研究的切入点 作者：潘西华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02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和“本土化”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的两个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自身是时代的产物，与时俱进是其理论本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各国或地区本土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具有“与时空俱进”的特性。研究各国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必须以“时空性”为切入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时空性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2-0019-06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的160多年里，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共产党人带领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在传播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开展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实际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正是在“与时空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生命力得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承和发展。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以“时空性”为切入点，正确定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所内含的基本概念、正确梳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动态过程、正确评判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及其“化”的成败。

一、 以“时空性”为研究视角，定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基本概念

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必须首先弄清楚其内含的两个概念，即马克思主义和“本土化”。二者相辅相成，密切相关。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在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本土化动态过程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离开本土化的动态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其活力和发展动力；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研究的“本土化”，是专指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在各国或地区的“落地深根”，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的本土化。只有借助“时空性”研究视角，方能更为准确地界定马克思主义和“本土化”这两个基本概念，方能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这一“与时空俱进”的动态发展过程。

（一）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观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事关马克思主义本质及其属性的根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各国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曾间接或直接地给出不同答案。国内学界对此也见解颇多。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 世纪70 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例如当时法国工人内部存在的“蒲鲁东派”、“盖德派”等。上述派别均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以此来互相攻击。事实上，各个派别均是未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派

别。马克思对谁都不抱好感，不屑与他们为伍，并曾明确指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这是马克思以间接形式首次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回应。恩格斯虽然也曾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却未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作过直接界定。直到1886年8月18日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才第一次从正面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认为“老牌法国社会主义在议院中的胜利，将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首先在巴黎市参议会中的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0页。。

随后，列宁和斯大林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概括与界定。列宁在1914年为《格兰纳特百科辞典》写的《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中，曾这样界定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418页。。 在这一定义中，虽然列宁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系统性，但也只强调了马克思作为马克思主义创立者的地位和作用，而漏掉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创始人——恩格斯，这在客观上为后来学界出现的“马恩对立论”、“马克思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论争提供了历史依据。斯大林回避了这一点，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阶级属性，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关于工人运动的科学，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 《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15页。。后又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8页。。

在这一定义中，斯大林没有因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而否认其阶级性，这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及其本质所在。但从“时空性”的视角观察，斯大林在定义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概括，尚待进一步提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间接或直接的定义，为后人定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献依据与借鉴。以反传统观念为特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就曾先后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同界定。例如卢卡奇曾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仅仅在于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方法，即观察事物的方法，主张运用这种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科尔施则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和理解成是活的、总体性的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并且是在批判与反批判的过程中发展的；葛兰西则迫于狱中环境，直接用“实践哲学”代指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争取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强调实践一元论和历史辩证法，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在我国，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解放与发展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最科学、最完整、最严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9期。。在这一定义中，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整体性得以全面体现。作为反映实践、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此外，国内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断尝试着为“马克思主义”下一个较为全面而科学的定义。例如有的定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继承性；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容的科学性；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结构的完整性；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价值的崇高性；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性；有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等等。虽说尚未达成共识，但仔细梳理后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与时俱进”性是被大家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各国、各地区实践相结合的本土化过程中，才得以生存、传播与发展，才得以在内容上由最初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和方法扩充到包括马克思主义后继者的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

因此，要正确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必须以“时空性”为研究视角，正确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一方面，从内涵来看，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理论和学说的体系。具体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的观点、社会学理论和政治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另一方面，从外延来看，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而是指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并在他们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各国或地区实际不断发展的科学本身，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对它的发展，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二）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概念也未曾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直接提出，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却在多处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提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再如，1887年恩格斯在其《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美国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4页。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

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也曾多次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强调“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一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5页。。再如，列宁在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也强调“只要各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除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言论，为定义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概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文献来源潘西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基本概念及相关问题》，《长江论坛》，2014年第1期。。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此概念作了一些研究。例如北大的黄楠森教授曾经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运用而呈现出不同特色或表现为不同形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运用于一个国家，当然存在不同条件下如何运用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本土化的问题黄楠森、季正矩、庄俊举：《热话题与冷思考（三十

三）——关于时代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原理同各国不同历史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之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成为各具本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林建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本土化、中国化》，《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还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表述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各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各国特色的科学理论，这种具有各国作风和各国气派的，被该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该国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结果，必然产生该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张燮：《浅谈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经济与法》，2010年第4期。。 综合上述概念的共性，结合“时空性”的视角，我们不妨把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定义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普遍原理同各国一定历史阶段所处的国际环境、时代背景和本国传统相结合，从而形成各具本国特色的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潘西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基本概念及相关问题》，《长江论坛》，2014年第1期。。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概念的把握，重点应放在对“本土”的理解上。要正确理解“本土”，仍需要借助“时空性”的研究视角。

首先，从空间上来看，“本土”是指各国或地区的具体“国情”。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得以传播与发展，主要依赖于传播者将其同传入国或地区的国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传入国或地区的实际问题。反之，若是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则会遭遇水土不服、被排斥或者“本土化”的失败。另一方面，对于“本土”的理解，也不能离开本土所处的“世情”。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不仅要面向传入国或地区内部实际，还必需面向世界，要将本土化放入国际视野内去研究。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诞生的160多年以来，时代发生了变迁，世情发生了剧变。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传入国或地区内部的实际结合起来，还要借助对其所处时代与世情变化的分析，对该国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进行综合考察。 其次，从时间上来看，“本土”是指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传统、当下和未来，必须沿着历史的发展脉络，在动态的过程中研究这一“本土”。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迁，研究的对象国或地区会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会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国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处于这些时期的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的国情是不同的。要想正确考察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进程，就必须沿着历史发展的时间脉络，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和立场去分析变化了的实际，对所处社会历史阶段的“本土”给予准确定位。

二、以“时空性”为研究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实际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同本国或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一系列新的思想或理论形态的过程，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或地区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同样必须沿着“时空性”的发展脉络展开。

（一）在“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得以继承与发展

沿着“时空性”的研究脉络梳理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或地区本土“化”的过程不难发现，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实际就是各国或地区的共产党结合国情、世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观点进行取舍运用，进而结合变化了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的过程。例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越南）、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朝鲜）、何塞·马蒂思想和马列主义（古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经验（老挝），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现行五个社会主义国家本土“化”的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理论成果。我们在研究这些新的理论形态时，需要处理好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综合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应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能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的误读而教条地对马克思主义生搬硬套，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或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加以运用，结合新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在创新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二是不能只看到或承认各国或地区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创新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而不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简单归结为一种方法、立场、观点，而不去学习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更不能否定和架空马克思主义，用什么其他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

另一方面，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所提出新的思想同新的理论形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各国或地区的实践层面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在几年之内就可以形成一种道路、制定一种政策或形成一种新的制度。比较而言，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与各国或地区民族文化的结合相对比较困难，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或地区本土“化”的最初阶段，可能仅仅表现为一些新的思想。但思想同理论是有区别的，某一政党或某一个领导人提出的新观点和新思想不一定就能形成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只有那些经受住实践检验，并已提升到一定高度，形成相对重大的、系统的理论体系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和基本原理思想，才可能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为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中，既不能因为一种新的思想萌芽的弱小而忽略它的存在和作用，也不能将新的思想等同于新的理论形态，甚至取代真正的理论形态，片面扩大思想的作用。这些都需要借助“时空性”的研究脉络去具体考察和分析。

（二）在“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实践呈现多样性

相比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理论层面所形成的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而言，在实践层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表现为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且实践成果呈现阶段性的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作的6个阶段的划分（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苏联模式的兴衰；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召开的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的讲话，摘自http：

//news.cntv.cn/2013/01/06/ARTI[**************]2.shtml.，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也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实质上，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我们所特指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史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

受时代、世情、国情等具体条件制约，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想的那样首先发生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资本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现行五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亦呈现多样性（越南实行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老挝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古巴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经济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朝鲜实施主体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的：“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因此，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或地区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沿着“时空性”的研究脉络，结合各国或地区的具体经济条件、政治条件、阶级条件、阶级同盟条件等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进程进行具体分析。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期间充斥着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潮、理论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各国或地区本土“化”的过程，同样曲折、漫长、饱受挫折甚至反复。例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本土化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或叫“苏联化”到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再到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化”直至“去马克思主义化”的演变过程；马克思主义在越南本土“化”的历史轨迹也是从探索马克思主义“越南化”到背离马克思主义，再到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越南化的轨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也出现过这样和那样的一些曲折根据与陈明凡座谈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越南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比较建设》内容整理。。对于这些曲折，我们必须沿着“时空性”的研究脉络，结合具体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进行考察，这样方能最大程度地给予研究对象国或地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过程以客观评价。

三、以“时空性”为考量维度，评判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及其“化”的成败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辩证统一的过程。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及或其本土“化”程度高低，同样需要借助“时空性”这一考量维度。

首先，不能按照一国或地区有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这一概念来判定该国或地区是否发生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这里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后继者有没有明确提出“本土化”这一概念来判断。从上文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基本概念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提出或使用过“本土化”这一概念，但是却多次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各国无产阶级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列宁也没有直接提出过“本土化”的概念，但却在指导俄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实实在在地将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二是不能以一国或地区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否明确使用“本土化”这个称谓来判断其有没有实际发生过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比如越南并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越南化，老挝没有提出过马克思主义老挝化，朝鲜、古巴均是如此，但上述国家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在本质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对此，判断的关键不在于称谓，而是看这一国家或地区能否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

其次，不能依据实施主体是不是共产党来判定各国或地区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施主体、推动者必须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施主体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但是在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实施主体还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共产主义者或者是倾向于支持社会主义的组织或力量。虽然他们有共产党的因素，但他们很多又不是共产党。判断其是否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就在于其是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实践过程中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三，不能按照社会主义实践是否成功来评判各国或地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是一种探索，有探索，就会有成败。我们不能据成败来评判各国或地区所从事的社会主义探索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例如，原苏东地区对于社会主义实践的探索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推行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而应从这些失败的探索中吸取教训。又如，目前的朝鲜用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作为朝鲜劳动党的指导思想，探索建设主体社会主义制度。虽说这一探索前途未卜，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理论与实践成果，都必须以实践为唯一评判标准。

总之，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没有统一模式，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或他国的做法，而需要根据本国或地区实际探索一条符合本国或地区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其理论形态和社会主义实践需要根据时代变化不断调整创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过程、是各国社会主义实践自主性（本国特色）与平衡性（遵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相结合的过程。“与时空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永远在路上，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必须始终以“时空性”为切入点、为研究脉络、为考量维度，这样方能客观评价各国或各地区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探索，方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更多国外的经验与教训，方能正确总结各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规律，为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更多借鉴。

（责任编辑：熊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