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文学中的革命历史叙事] 建国初期参加革命工作

　　当代文学以宏大叙事为主体,但这种宏大叙事是如何建构起来,如何演化和变异,我们并没有给予深入探讨。文学史不只是给出作品的基本含义,更重要是在于揭示这些作品产生的历史根源,从而给出它们的恰当意义。特别是对于建国后的文学历史来说,这种理解显得尤其重要。从左翼文学的历史发展来看,1950年代出现的这些大容量的展开历史叙事的长篇小说,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社会主义文学对历史的理解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观念,作家们已经成功地掌握了一套话语体系,依凭现实的直接性(紧迫的现实需要)有效地建构了革命历史,表现了广阔而多面的社会生活。这使文学对革命的“历史化”起到有效作用,当然,文学自身也被革命“历史化”了。
　　
　　正因为如此,如果将50年代的这些革命历史小说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去看中国现代以来创建的左翼文学的历史进向,就可以对身处当时的人们创造的文学给出更具客观性的解释和评价。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超历史的文学,既然如此,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去创建一种新型的文学,也只有在这种历史语境中才能加以解释。文学是被历史给予的,但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却有如此雄心抱负,要给予自己的历史。
　　
　　一、重写革命历史的现实依据与现代性动机
　　
　　新中国的文艺界在短暂时期内充满了各种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把文学艺术紧密地统一在社会主义政治结构中。新中国的文艺一再被论证为继承了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事实上,自从革命文艺占据主导地位以后,中国的主流文学艺术就发生了实质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在于中国的文学与革命胜利后的本土政治完全地结合在一起。
　　文学与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达到如此高度,其表意的内涵与策略也无疑贯穿着民族国家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步把文艺界的思想高度统一于党的思想纲领之下,并且取得了成效。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最高创作方法,这就要求文艺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的意义上来反映历史与现实。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说,文学艺术是一个时代的情感、精神与感觉方式的表现,它通常是通过创作主体个人的感受来表达出时代的共同感受,因而现代性文学艺术把个人性或独创性推到极端的高度。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站在人民的立场,要求作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是把文学创作的个人性全部汇集到民族国家的共同性中,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表现历史的本质。因此,如何建构历史,使之与现实构成一个整体,这是新中国文学在创作上面临的根本任务。事实上,现实的本质规律已经明确,其意义可以在当下的各种政治话语中确认;但是,要全面而肯定地确定现实本质规律,则要从历史中找到依据。全部历史发展至今,它是现实的前提,也是现实的结果。因为人们是根据现实需要来建构历史的。
　　在5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相当多且影响深远的重写革命历史的作品(多数为长篇小说)。从党的工作角度出发来看,新中国经历过一段经济好转的时期,但对现实的各项革命性的改造任务艰巨,纷纭复杂的现实斗争,需要历史来给出正确的承诺。党需要文学艺术在历史发展中来把握现实,而描写党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战胜各种困难终于取得胜利――这对于建立现实的斗争信心是一项迫切的需要,对于组织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也是一种信念的保证。从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说,新中国文艺中长篇小说具有较大的历史涵容量,揭示出革命历史的宏伟画卷,这在艺术上可以具有很大的创造余地。而那些作家大都是经历过革命战争,对那种生活更有体验,选择革命历史题材也就驾轻就熟。
　　革命历史叙事就是要建构一个客观化的历史,这个历史是被事先约定的经典意义所规定的。这里所说的文学的历史化,也就是指,文学写作按照特定的现实的直接性要求再现式地复述一种被规定的已然发生的历史,从而使文学艺术作品反映的生活具有历史的实在性,具有客观的真理性,[1]历史化也是将历史文本化和寓言化,历史与文本完全融合在一起。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即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所有的文学都在努力呈现这个历史,还原它的经典意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所以要真实地反映历史本质规律,采用第三人称式的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运用冷静的非主观化的白描式的叙述语言,这一切都是为了建构一段客观而完整的历史。这个历史叙事作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对此前所有历史的超越,并且预示着一个新的历史纪元降临。这个历史的意义、它的合法性、它的可认知和可感觉的形态,与文学艺术密切相关。现实主义的叙事使讲述的历史变成了客观化的历史,讲述隐没了,讲述者也隐匿了,只有历史自在自为的绝对客观化的呈现,这使历史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一切都根源于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文学无法讲述现实故事,可以通过重述历史来使现实合法化,使现实具有与历史一脉相承的的意义,甚至比直接讲述现实故事更具有现实直接性。
　　十七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其创作成就有三红(《红旗谱》、《红日》、《红岩》)一创(《创业史》),保林青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这八部宏大的作品中,有六部是与革命历史题材相关。它们表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建构的“历史化运动”,在这里,文学重新讲述(建构)了革命历史;同时也建构了文学的历史化。中国当代的革命文学终于与革命历史交织融合在一起,它们共同形成了中国的现代性的历史化叙事。
　　
　　二. 革命历史的重现:宏大场景与英雄气概
　　
　　汉娜・阿伦特曾经指出:“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2]革命需要为自己建立一种记忆,建立一个生动鲜明的历史形象。
　　1954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小说以1947年3月胡宗南率十万兵力围攻延安为背景,描写了一大批解放军指战员的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取得全面胜利的英勇故事。从普通战士,到各级指挥员,直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小说塑造了人民解放军的英雄群体形象。小说在叙事上显示出现实主义艺术的成熟性。情节跌宕起伏,紧张而富有戏剧性,大情节推动小情节,环环相生,惊险刺激,引人入胜。在紧急的战争氛围中刻画人物,通过行动来展现人物性格,特别是展现英雄无畏的革命精神。小说发表时,立即受到好评,冯雪峰迅速撰写长文在《文艺报》发表,给予高度赞扬。冯雪峰认为,作者确实掌握了这次战争的精神,掌握了这次战争所以胜利的关键和依靠来达到胜利的全部力量,描写出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这部小说至少可以说是“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它的显著的创造性,显然有推动现实主义创作运动的作用”[3]小说出版后曾经风行一时,几年间多次加印达上百万册。
　　50 年代中期,虽然国家面临艰巨的革命和建设任务,也面临相当严峻的国际形势。但是,国民经济的增长势头保持良好,对工商业私营资本的改造也顺利完成,党逐渐控制了国家经济与政治的命脉。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党和人民信心十足,迎接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那些反映战争的小说就更加受到欢迎。文学不只是现实直接性的反映,也是现实直接性的塑造。在50年代,人们需要战争小说,体验那种巨大的场面,那些严酷,那些血与火的场面。体验那些巨大狂喜,那些伟大的胜利。1957年,《红日》在《延河》第3期开始连载,当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出版单行本,发行量迅速超过几十万册。《红日》又一次再现了战争的宏大情景,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勇无敌,显示了人民的正义必定战胜反动势力的历史规律,这正是这个时代需要的精神力量。吴强有丰富的战争经历,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过涟水、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红日》就是以描写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为故事主线。小说描写我军某军与国民党王牌主力74师多次激战最终获胜的经历。小说在力量对比悬殊的境况中来表现我军的神勇,激烈的战斗过程与场面,紧张而富有刺激感。
　　这部小说与此前的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比较深入全面地描写了我军与敌军高级将领在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自从解放区的文艺强调为工农兵方向以来,表现工农兵的作品大都表现普遍群众,而成功的作品多是写农村题材,主角是普通农民。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写到彭德怀,但着墨并不算太多。《红日》则有不少篇幅的写到我军军部的情况,写到军长、副军长和师长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这里面出现的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副军长梁波,显得与众不同。他把军人的勇敢与文人的书卷气统一得相当和谐。小说甚至还写到梁波的恋爱关系,这些都显示出这部作品在表现战争生活时,更富有层次感。小说在叙事方面,结构紧凑,情节张驰有序,战争气氛营造得浓郁而细致,激烈的战斗与宁静的间隔都处理妥贴恰当,显示了作者颇为精当的艺术手法。这部作品应该可以看成是写战争最成熟与成功的作品。特别是它通过几位高级将领的描写,也在试图创建一种新型的革命文化,那种不单是朴实粗野勇猛的形态,而且还有着智慧儒雅细致的更为丰富深刻的内涵。
　　
　　三、 历史的奇迹化:革命传奇与英雄主义
　　
　　毫无疑问,19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激情洋溢的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对战争年代的表现,正是对现实心理的一种提炼与催化。那个时代需要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这二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中被结合得天衣无缝。1958年3月,在成都的一个中央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搜集一些民歌,并且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的理论,是年5月,毛泽东又在八大会议上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伤方法。这就是“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也成了继《讲话》之后,对文艺影响最大的革命文艺的信条。
　　事实上,在革命文艺创作实践中,浪漫主义的手法已经运用得非常普遍,反映革命战争的长篇小说就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没有浪漫的豪情,很难想象关于革命战争的叙事总是以我军反败为胜、化险为夷以及绝对胜利为基本情节模式。在与《保卫延安》、《红日》这种描写宏大战争场面的小说相补充的,是一些更具有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195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这部小说以其传奇般的故事,生动的情节,活泼鲜明的人物形象,迅速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林海雪原》讲述1946年冬天,牡丹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被我解放军打垮后,残存的敌人不甘心失败,藏匿于深山老林。为了有效打击敌人,我军派出了一支由团参谋长少剑波、侦察英雄杨子荣等三十多人组成的小分队,深入奶头山侦察作战。结果,小分队深入到座山雕的老巢,里应外合,全歼了敌人。这部小说显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4],这个阶段虽然还不能算在艺术上达到更高更完美的境界,但已经透示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文学的“早熟性”。所谓“早熟性”,也就是这种文学在其艺术规范内较早地达到自身的限度。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已经非常成熟,也就是说,它达到理想化的巅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按照辩证法的二元对立冲突来结构小说的主导情节,不管是农村的阶级斗争,还是革命战争年代更加明确的敌我矛盾,都以二元对立的方式显现出来。在这里,革命的逻辑代替了事物自身的逻辑,革命的必然性决定了事物发展的趋势。在这种胜利中,英雄主义贯穿其中。所有的正面人物,都是英雄人物,都具有非凡的品质与才能。少剑波,杨子荣,他们神机妙算,出神入化,非常人所能比肩。这一点,革命文艺已经最大限度地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精髓,而由此形成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因而,革命文艺带有强烈的快感效果。革命文艺在美学趣味上专注于制造快感,因为丑角之丑恶被推到极端,正面的形象已经完美,它们二者在道义上的对比是绝对悬殊,革命胜利几乎是毋庸置疑的。比如杨子荣潜入威虎厅,经过智斗,立即就获得座山雕的信任,他置这些匪徒于股掌之中。必胜的法则决定了快乐的原则,这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革命胜利了,这就是铁的法则,这就是革命最终的结果,它证明了过去的所有革命经历必然朝着今天的胜利结果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革命历史叙事也越来越重视心理情感表现,革命战争文学从《红日》开始注意心理描写,特别是梁波这个人具有的书卷气,使得军人的形象显示出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林》则因为少剑波的文人背景(他还写诗),他与白茹的情爱被写得颇有小资情调,委婉、细致,朦胧,这也使这部小说在当时吸引了那么多少男少女,甚至成为一代青少年的情爱启蒙读物。由此也可以见出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在情感表达方面,已经显示出丰富复杂多元的层次了,这也是革命文艺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表现。
　　事实上,更早些时候,刘知侠的小说《铁道游击队》(1954)已经在革命传奇小说方面开拓了新路子,在这一时期,有不少作品反映冀中军民抗击日寇“五一大扫荡”斗争的故事。此外还有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王林的《腹地》、刘流的《烈火金钢》、徐光耀的《平原烈火》和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其中,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以下简称《野火》)显得颇为独特,它笔下的人物与生活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野火》的故事显然也具有传奇性,小说描写团政委(县委书记)杨晓冬深入敌后,在华北日伪军的指挥中心保定展开内线斗争的经历,故事富有传奇色彩。小说讲述的地下工作的传奇性和神秘色彩十分引人入胜,而杨晓冬身上的书卷气也使共产党人形象增添了几分魅力。当然,这部小说对家庭伦理、友爱、情爱等情感的描写相当细腻,也使其艺术性增色不少,始终有一种和缓而温馨的情调贯穿于其中。
　　
　　四、 历史化的叙事与文学的品质
　　
　　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叙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走向成熟的阶段,文学如此紧密地依靠现实需要来展开创作,通过历史想象来建构现实的合法性,虚构的历史与现实可以如此完整地缝合在一起。因而,在那样的年代,文学如此重要。如果简单地认为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只是意识形态概念的直接演化,那就错了,那就是对历史和对文学缺乏基本的同情和了解。文学总是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 195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依然会以它自身的传统、会以它对文化形态和生活气息的表现,以作家难以抹去的个人的字词的磨炼而获得其文学性品格。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可以看看《红旗谱》的个案。
　　1957年,梁斌的《红旗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小说一经出版就好评如潮,被推举为中国现实主义最成功的作品,也被后世的文学史家看成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代表作。梁斌通过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十年革命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冀中平原两家农民三代人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尖锐矛盾斗争,以“反割头税”和“二师学潮”为中心事件,展示了当时农村和城市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的整体过程。小说开篇就是地主冯兰池要砸钟的情景。原来作为维护中国乡村自治的地方乡坤,在革命文学叙事都作为乡村破坏性的力量――恶霸的形象出现。朱老忠15岁时目睹这个场面,父亲蒙受地主冯兰池的欺辱气绝身亡,受父亲临终嘱托,朱老忠远走他乡。朱老忠30年后带着妻子和儿子大贵、二贵回到故乡,少年时代的好友严志和给了他及时的照料。朱老忠立志要报仇雪恨,但此时的冯兰池已经60多岁,名字改称冯老兰,家产更大,气势更恶,横行乡里,无所顾忌。冯老兰不择手段坑害村民,朱老忠串联28家穷人告状,官司从县里打到北京大理院,但官府偏袒有钱人,结果穷人输得很惨。严志和的大儿子运涛外出打短工,认识了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县委书记贾湘农老师,走上革命道路。小说由此转入讲述运涛和江涛的故事。运涛的弟弟江涛在县高小学堂读书,也由贾湘农介绍加入了共青团。高小毕业那年春天,在贾老师的鼓励和朱老忠的支持下,江涛考入了具有革命风气的官费学校保定第二师范,认识了正直知识分子严知孝和他女儿严萍。江涛的故事似乎是梁斌自己当年在二师生活的写照。运涛参加革命被国民党判了终生监禁,江涛在狱中探望哥哥,决心继承哥哥的革命事业,1928年秋天,党组织派他回家乡组织反割头税运动,他和割头税包商首脑冯老兰斗争。经过广泛宣传和动员,快过年的时候,江涛、朱老忠、张嘉庆和一群贫苦农民偷偷带着标语传单和刀、梭标等去赶城里的大集,在闹市上突然召开反割头税大会。农民、市民齐声响应,包围税局子、县政府,打败保安队,强迫当局放弃割头税。他们还趁热打铁,组织了农会。江涛与同学们一起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江涛也被抓进监狱,革命还未有穷期,斗争还在继续。
　　《红旗谱》一俟发表,评论家即给予高度赞扬,称它展开的是一幅壮丽和广阔的历史图画。如著名评论家邵荃麟写道:“作者从几十年来的中国农村重重苦难和前仆后继的农民革命斗争过程中,从农民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中,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相汇合,从而领导了农村革命斗争的曲析过程中,深刻地描绘出中国贫苦农民的坚韧、强毅、朴直和善良的灵魂和性格。……写出了他们那种斗争韧性、他们的希望、欢乐和梦想。……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民生活与斗争,在艺术上达到相当深度与高度的作品。”[5]《红旗谱》表征着中国文学的革命历史叙事所达到的成熟阶段。它所建构的那种革命历史观念和叙事法则,它的审美趣味,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高度。
　　《红旗谱》为什么能获得成功?是怎么获得成功的?梁斌又是如何完成他的革命历史叙事的呢?
　　《红旗谱》无疑是一部典型的革命历史叙事的作品,以阶级斗争冲突为叙事主体结构,把地主恶霸对农民的欺压作为乡村的主要矛盾,并且以此作为农民被逼不得不走上革命反抗的道路――这一革命经典的叙事纲领,这是为革命历史确立合法性的历史依据。这部小说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还是有它的艺术价值,它对当时中国农村状况的表现,对乡土中国生活习俗的描摹,对农民性格心理的刻画,对家庭伦理特别是父子关系的表现等,都显示出颇为独到的地方。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多有感人之处,每个人物都刻画得有棱有角。这种成功的艺术效果,与在革命文艺中保留文学性因素有关。1959年,梁斌发表最重要的创作谈《漫谈的创作》,他反复谈到了自己的经历、经验和个人记忆,按照他的说法,朱老忠、严志和、运涛、江涛、大贵、二贵、春兰等人物,都有原型,都是他少年、青年时代经历的人和事,并且在他过去的中短篇小说中都出现过。梁斌不经意地说出革命文艺所需要加强的美学因素:“书是这样长,都写的是阶级斗争,主题思想是站得住的,但是要让读者从头到尾读下去,就得加强生活的部分,于是安排了运涛和春兰、江涛和严萍的爱情故事,扩充了生活内容。”[6]在我看来,这部小说的轰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对这种“生活内容”的扩充。就朱老忠的故事而言,这部小说看上去借鉴了传统小说“冲突-去乡-归乡-复仇”的叙述模式。如严志和直到走投无路要到济南去探监看望运涛,他居然还想要去找地主冯老兰借钱。这一方面反衬出地主阶级的冷酷和狡猾,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乡土中国的那些自然经济关系和人伦关系。
　　所以说,在这种客观化的革命历史叙事中,依然有一种主观化的东西在起作用,这就使得历史化承受着文本修辞与写作主体艺术个性的双重分解,这就使得历史化与文学性之间相互作用与补充的关系得以成立。那些被认为是冷静、客观的描写,其实是与作家个人长期的经验,个人的内心生活,个人的情感记忆相关涉。因此,革命历史叙事即便不具有客观的绝对性,也由于它与个人的情感记忆形成一种复杂的指涉关系,而具有了更为生动与深刻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历史化”问题是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中的主题,这部书开篇就写表明将“永远历史化”问题作为其理论关注的核心。詹姆逊的“历史化”问题明显受到阿尔都塞“历史总体性”思想的影响。在詹姆逊的理论构想中,“历史化”的实质是一种阶级意识,它是历史客观化和主体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他写道:“通过根本的历史化利用,那种封闭的理想,起初似乎与辩证思维不相办惆,现在证明是揭示那些逻辑和意识形态核心的不可或缺的工具,而这些核心又正是某一特定历史文本所不能实现或反之所竭力遏制。”(《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2]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3]冯雪峰:《论的成就及其重要性》,《文艺报》,1954年,第14、15期。转引自《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1997年。
　　[4]李扬在《――革命通俗小说的经典》一文中分析了这部小说具有“经典性”的几个方面。即英雄传奇性;儿女情长;把敌人鬼神化;以及旧瓶装新酒对传统小说的借鉴。这些特点都突出显出了红色经典小说的叙事模式。参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第128―153页。
　　[5]邵荃麟:《是概括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生活的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载《文艺报》,1959年第18期。
　　[6]梁斌:《漫谈的创作》,原载《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参见《梁斌研究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4页。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