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到尼泊尔旅行团_西藏还是我心里的西藏

　　在1999年6月的最后一天，我的老朋友，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部主任，现西藏广播电视厅副厅长张小平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能够就电视剧《西藏风云》或自己第五次去西藏写点什么。
　　此次他来约稿，使我由西藏又想起了许多……1998年8月，我第五次去西藏，这次的使命不同凡响。我这个影视部主任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代表去西藏参加《西藏风云》的开机仪式。
　　这次进藏，让我激动和感触的事情非常多。从飞机上走下舷梯，我的西藏朋友们就捧上了长长洁白的哈达，端上淳香的青稞酒，唱起热情的欢迎歌曲。按照习惯，所有迎来送往，西藏朋友都用这种仪式。是一种盛情，也是一种吉祥。在机场旁的山坡上，早已燃起一堆堆吉祥的桑烟。刹时，西藏和我的思念贴近了。
　　我曾经接触过一批有关外国人感受、研究和介绍西藏的书籍。其中有一本是奥地利人哈德写的传记《西藏奇遇》，写了他流浪西藏的特殊经历。我对这位亲身参与了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地域文化进程的作者，有过一种创作体验上的羡慕之感。后来，我就看到了美国人根据这个传记改编的一部电影，叫《在西藏七年》。
　　这里，我不是出于一种狭隘的本土心理，只是代表一个了解西藏、知道西藏的观众，讲一下我的感受，那就是：我对这部电影充满了相当程度的厌恶和鄙视因为在传记作品中，作者的立场视角已经偏颇，但多少还具体描述了他对西藏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的一种特殊向往。我觉得电影对西藏的历史和民族没有一点尊重之心。特别在藏汉关系上，在表现解放军进驻西藏之后的一系列事件当中，更隐藏着一种居心叵测的挑拨、离间的阴险，甚至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诋毁，“肤浅与险恶的臆造，别有用心的编纂”，是我随即脱口的观后语。
　　由中央电视台影视部立项的重点电视节目《西藏风云》则不同，它是一种西藏近代历史的立体、形象的展示，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国自己和世界上是如何历史的艺术的理解和认识的，对世界了解西藏问题的昨天和今天，都会起到解疑释惑的作用。在罗布林卡举行的开机仪式上，当我用藏语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扎西德勒”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事实上，在这部电视剧放映后，反响十分热烈。
　　我前后5次进藏，期间相隔十多年。第一次去西藏是1986年，那次去是为了拍摄“西藏和平年”的节目，为联合国做一个5分钟的介绍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藏戏。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西藏的雪顿节，我们为这种丰富的、有着悠久历史的、带着深厚人文色彩的节日所感染。我们前后待了40多天，做了一部近80分钟的4集电视系列片《雪顿・西藏》。
　　这个片子在国内放映反响很好，后来参加了国际电视片展播。在这个片子的拍摄过程中，我第一次认识了西藏，接触了西藏，深深地爱上了西藏。我想应该这样概括我对西藏的理解：心系西藏，情系西藏，梦系西藏 ，魂系西藏……当时在西藏，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藏剧团的副团长刘志学，他是我中央戏 剧学院的学长，60年代毕业后，只身去了西藏，研究藏戏，很有成果。与西藏结下了特殊的情感，娶了一位藏族女子为妻。边多，是我称之为“专家老爹”的藏 剧团副团长，藏戏研究所所长，藏族音乐研究会会长，他给我藏戏知识上的帮助非常多，和我交成非常好的朋友，以后几乎每一次去西藏，都必去看望他，他必邀请我吃一顿藏式的午餐或晚餐。当然他来北京，我也一定尽一尽地主之谊。
　　在西藏，我认识了青年作家扎西达娃，那时他的代表作是《巴桑和他的弟妹们》。女作家马丽华，那时她的大作《走过西藏》还没有问世，但诗集《追你到高原》很有影响。著名画家和收藏家叶星生，也是那次认识的。他的收藏经历和他在人民大会堂作壁画的事，使我对他倍增好感。印象最深的是报告文学《走火入魔 》，便是介绍他如何用自己的精力、财力，甚至整个生命投入到收集、鉴别西藏 文物的事业中去，以至于最后因为这个而抛家舍业，和妻子离异，但衣带渐宽终不悔。
　　在1986年的雪顿节上，我还认识了西藏著名的藏、汉、英翻译家扎西次仁。当时他就告诉我，他要着手编著一本三种文字的工具书。1989年我们在北京民族宫再相见时，他告诉我，他到北京来，是为这部书作最后的校对。也是在1986年，我在大昭寺认识了非常年轻聪明的喇嘛尼玛次仁，此后每一次进藏，甚至1988年拉萨骚乱之后，他都是我最忠实可靠的朋友，他一次次给我讲他个人的身世，一次次给我讲西藏的历史，乃至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传说，以及西藏佛教历史遗迹中有趣的故事，也一次次的陪我完成采访任务，配合我，被我采 访，协助我采访。 1986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那个时候，我整满30岁，在我人生而立之年时，我走进了西藏，西藏也走进了我内心世界，西藏改变了我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此后，但凡有机会，我便一次次地利用各种机会进藏。
　　1987年我参加了《关于西藏》的拍摄；1988年我又参加报道了“西藏拉萨大法会”。此后许多年，我都没机会进藏，但是西藏一直在我心里，我把我拍摄的照片编成了画册；又把这些照片放大，举办了好几次摄影展；我把我对西藏的感受写成文章 ，在种种报纸和刊物上诉说我对西藏的理解和思念。
　　总之，西藏是我的一个梦，西藏是我人生的一个情结。在第五次去西藏的时候，我觉得十几年来一种朦胧的隔阂只是地域距离的隔阂，在感情上，在认识上，我与西藏没有距离。这些年，西藏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老拉萨的白塔城门已经重新恢复；在每天固定的时间里，拉萨一次次响起报时的钟声；大昭寺周围的摊铺变得越来越丰富，甜茶馆的现代音乐也越来越强烈。西藏和内地许多地方一样，正在被开放、被促进、被影响、被激励。但无论怎样千变万化，西藏还是我自己心里的西藏。
　　在这次，我又有机会重晤了我10多年前结识的老朋友。马丽华又出了好几部有很高文化人类学价值的散文；叶星生毅然决然将自己40年的全部收藏正式捐给西藏政府。他对我说，他所有的收藏都是他的“孩子”，他有两个孩子，一个绘画，一个收藏，绘画是他的亲生儿子，收藏是他领养的儿子，他用绘画作品所卖得的钱来养育领养的儿子收藏。现在他要把这些藏品交给政府的时候，内心非常复杂，他告诉我，他为此已经大哭了三场。这种人生感受我没有具体体验，但我能够理解，试想一个人把爱好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某一天，他要把这个爱好作为一种理性奉献，交还给西藏人民的时候，这种割舍是一种牺牲。
　　在拉萨文联的餐厅吃饭时，我又见到了十几年前采访过的歌唱家才旦卓玛，她还是那样恭谦，那样和善，那样亲切，但岁月的苍桑，在她眼角的皱纹上，一笔一笔抒写得那么真切。在罗布林卡，我见到了藏族著名说唱艺术家土登，他的曲艺说唱是西藏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他曾带着他的作品去美洲、欧洲演出，展示出西藏传统文化的灿烂。在西藏自治区领导为我们举办的一次晚宴上，热地副书记和丹增副书记多次向 我的同事介绍我在西藏的工作经历，不止一次的讲，“张子杨是我们藏族人的朋 友，也是宣传西藏的有功之臣。”这时，我内心感到一种羞怯和一种内疚，因为比我所熟悉的任何一位本土或内地来的藏族、汉族或是其他民族热爱西藏的朋友 ，我认为我的吃苦，我的耐劳，我的承受比他们差得很远。每每这种时候，我总是在想，我应该继续为西藏做点什么。
　　在《西藏风云》的开机仪式上，我与热地副书记和阴法唐书记（前西藏自治区书记）一块揭开那块红绸之时，我的内心确实是有一种“高原反映”。在我的一生中，我已经有过四次进藏的经历，那个时候，我来西藏，是我的爱好，我的兴趣，我的一种个人追求。而在揭开摄相机红绸的时候，一种特殊的使命感涌上我的心头，仰视西藏，更感到个人的渺小，也很简单，只是依付了一个事情，一次机会才得以如此“风采”。但是，我对于西藏感情上的执着不在乎这个事件，也不在乎这次机会。就是说，我的心也像这块红绸一样，赤诚地对西藏久久地爱恋……这次，我又去看了边多老师，当年，他专门为我取了一个藏族名字，叫洛桑扎西。他解释说，洛桑就是善良，扎西就是吉祥，这是他对我良好的祝福。后来这个名字成了我的一个笔名。我去看他时，他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眼神不是太好，但他很高兴，因为他的手术在北京做的，而那次我去看他又正好不遇，只留下鲜花和便签加以问候。这次他高兴地说：“我们俩的缘分就是在西藏。”随后，他为我捧出一套他多年收集整理后出版发行的西藏音乐磁带，共6盘，有完整的乐谱，名字叫《西藏绝唱》。
　　在离开拉萨的前一天，我和同事王浩在八廓街喝茶，突然想起扎西次仁就住在附近，我请老板帮我去问一下，扎西次仁是否还记得拍雪顿节的中央电视台的大胡子。老板回来说，扎西啦请你们去作客。进得门去，正逢西藏电视台的几位编辑正在他家播放专门为他拍得专题片《我的梦》，讲了他一生的追求，就是想让西藏的孩子人人都能上学，说他已经在西藏办了很多所学校。这次扎西次仁送我一本《汉藏英词典》，上面用藏文和汉文赠词：“能够用别的语言来讨论叙述和交流自己的心情和感受，这是人生的一个幸福……”我常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优秀多采的地域文化，其中也包括雪域西藏的文化，这种文化和汉族文化有着血缘关系，也有自己的个性，作为一个外族人对这种文化有兴趣，有爱好，有一种感情的依附，应该说，这于我也是一种幸福。
　　去年在北京，我有幸观看了大型歌舞《珠穆朗玛》。演出结束时，演员们将西藏 的种种鼓：长柄的、单面的、腰挎的……一起敲响的时候，当舞台的灯光下飞扬起雪花的时候，一位年轻的少女，捧着长长的哈达向观众走近的时候，我觉得我又像回到了西藏，回到了1998年的西藏，1988年的西藏，1987年的西藏，1986年的西藏，或者是生命之初我没有去过，但一直让灵魂向往的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