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围城》中方鸿渐的悲剧命运_围城方鸿渐悲剧

　　内容摘要：对于文学史人物悲剧命运的探讨，历来是文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其中在文学史上《围城》是探讨人物悲剧的典范。《围城》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成功的塑造了悲剧人物方鸿渐的悲剧形象，揭示了《围城》中旧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本文从方鸿渐的形象刻画入手，探讨其命运悲剧产生的多种根源。明示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重压和人的生存状态，并对其作品的意义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关键词：方鸿渐 围城 知识分子 悲剧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很有研究价值的书。以力透纸背的讽刺艺术魅力，刻画了旧社会知识分子的怯懦人格；同时，以深邃的现象主义力量获得了“现代《儒林外史》”的美称。我们知道这部书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然而，至今仍葆有一种常读常新的艺术美感，其深厚隽永的思想内涵给读者以深厚的启迪。
　　该书的主人公方鸿渐，是在旧中国一个到处寻求精神家园的知识分子。本文试图从主人公在封建社会环境的熏染下和自身性格的角度出发，去寻找悲剧命运的根源。引发我们对部分的中国读书人其心理的劣根性和他们生存困境的理性思考。
　　一.人格“异化”的悲剧形象
　　异化（alienation）这个词是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异化作为社会现象，同阶级一起产生，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社会固定化是它的最终根源。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人自身遭到了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在异化的过程中有精神异化，道德异化。揭示了社会性质及人活动的内在本质。
　　（一）精神异化
　　无可否认，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上永远不可能完全独立。它的阶级属性既没有赋予它权利又没有为其生存的根基提供物质基础，所以他们注定了两种命运：被政治力量所利用，为统治阶级服务，或是被上层阶级排挤到底层，苟延残喘。
　　初出茅庐，缺少世故的方鸿渐虽然有玩世不恭的一面，但是，还是存在一定的正直感的。他不屑与李婷梅、顾尔谦等人为伍。同时他有很强烈的正义感，对学校的腐朽、黑暗和尔虞我诈等丑恶现象有不平、有愤怒、也有过一定程度的挣扎。在思想上，他常常表现出富有见解，但他在行动上，却又不免随俗，缺乏对抗黑暗现实所应有的理想、热情和力量，因此常常盲目冲动行事。正像赵辛楣所评价的那样：“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他是善良的‘废物’，置身于学校这口龌龊的‘大染缸’里，只能是个受害者，而不可能是个现实能动的变革者。”或者只能说是个现实的逃避者。处在腐朽、黑暗和尔虞我诈的工作环境中，方鸿渐的思想也不免会慢慢发生改变，不得不像“大方向”所妥协。
　　（二）道德的异化
　　道德本来是要成就人、成就德行、成就善的。道德异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共有的困惑与难题。封建的教育体制得到了统治者强有力的推行，成为恶杀人性、窒息社会活力、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方鸿渐在欧洲留学期间，四年间换了三所学校，虽然他的“兴趣广泛”却学无所长，眼看回国在即无法交代，便花了三十美元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克莱登”的哲学博士学位，同时，为自己找了一个恰当的借口：“做儿子与女婿的不应该让父亲和岳父失望，买张假文凭‘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买了博士文凭却奢谈博士头衔毫无用处，“留洋”无异于“游洋”。这无疑是中国早期社会的悲剧，从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得以充分的体现，人性扭曲的个体先天失衡与异域文化的冲突。
　　钱钟书说过，他只想写现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和一部分社会人物，所以不要太往政治上靠。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基于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某些弊端。这里所展示的是主人公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对生活的迷失。
　　二.人性扭曲的个体先天失衡与异域文化的冲突
　　作品中描写了三闾大学的明争暗斗、官场的腐朽，符合当时抗战时期的“复杂性”。钱钟书说过，他只想写现代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和一部分社会人物，所以不要太往政治上靠。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基于中西文化的冲突、碰撞，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某些弊端。这里所展示的是主人公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对生活的迷失。
　　（一）畸形社会的熏染
　　任何悲剧冲突，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矛盾的反映。首先，现实世界的虚伪丑恶、荒唐无聊是导致其悲剧的重要原因。其次，在政治上，国民党统治时期是内忧外患的中国社会，《围城》中方鸿渐所生存的时代，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代，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侵略与反抗、新与旧、土与洋、内乱与外患……中国被卷在时代的漩涡里，而《围城》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背景下的现实世界。
　　方鸿渐性格最大的弱点就是“面对现实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热情、和力量。常常不由自主的流露出发自本性的怯懦、迷惘和能动性。”他所代表的就是旧中国柔弱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大环境里，内外交困，最终在不停的追求与挣扎中毁灭。
　　（二）异域文化的冲突
　　面对虚伪丑恶、荒唐无聊的现实世界，而随着新文化的冲突，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方鸿渐只有委曲求全，妥协退让。他自身的软弱无力，客观上只能助长恶势力的嚣张气焰。所以最终使恶势力占了上风，这就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方鸿渐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始终无法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人生坐标。使其成为矛盾的性格特征，以至于自己的思想和言行处于无所侍从的境地。这也是导致其悲剧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任何人对文化的选择，首先都要受制于文化对他自身的选择。”复杂的文化背景，形成了他复杂而矛盾的人生坐标和性格特征。方鸿渐生存在三、四十年代，正值中国新旧文化的交替阶段，方鸿渐留学西洋，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尊重个性、重视人存在的价值。方鸿渐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了追求自由生活的美好愿望。但是，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专制的桎梏下，他的理想和愿望又不得不化为泡影。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将社会的外在规范化为个体的内在欲求，从而使人处处以公众的道德尺度制约自己的行为，异化自我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新旧文化，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不仅表现在方鸿渐生活的外部环境和悲剧人生的客观因素中，更积淀和内化于他的心灵深处。
　　三.一部现代人生的启示图
　　（一）揭示现代文明的危机与困境
　　《围城》这部书给我们很多启示，每个看过《围城》的人，几乎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面对当今社会文明的危机，我们同样生活在“围城的困境”里。
　　《围城》是钱钟书对特定的社会人生和历史文化反思的艺术结晶，只不过这种现实人生和文化土壤与大多数现代中国作家的所见有所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几块畸形并繁荣的资本主义土壤――上海、香港等世界性大都市，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现代人，尤其是一些不但在生活方式上而且在思维方式上也被西化了的知识分子。《围城》是钱钟书立足于中国这几块现代文明的土壤而又放眼世界，对整个现代化文明进行整体的反思和审美观照的艺术结晶，他所要反映的和揭示的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活的困境。在《围城》的序言中，钱钟书就提醒读者：“在这本书里，我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某一类人们。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的动物的基本特性。”这个明确的点题就暗示了《围城》全书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追求，即《围城》的思想批判意识最终指向整个人类。方鸿渐这样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和他平凡的生命历程，具有极大的普遍概括性和高度的本体象征性，不但概括了整个现代人的生活困境，而且也象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
　　（二）警示现代人爱情的迷失
　　在《围城》中，钱钟书以犀利的眼光洞穿了处于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夹缝中的知识分子方鸿渐的精神世界。他想摆脱旧式婚姻的束缚，却得不到家庭的认可和支持；他努力追求事业的成功，却又难以应付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向往幸福美满的婚姻，却与妻子无法沟通；在方鸿渐的情感历程中，他向往美好的爱情，但最终却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这里有方鸿渐对鲍小姐的“游戏激情”、有对苏文纨的“抵触爱情”、有对唐晓芙的“一见钟情”、有对孙柔嘉的“仓促之情”。这样的情感历程，让方鸿渐最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这也就在他日后的生活里埋下了“瑕疵”的种子，让他没有办法处理夫妻之间的矛盾。在情感方面，方鸿渐被诸多因素所牵制，导致自己没有把握住真正的爱情，为自己的玩世不恭和懦弱的性格付出了一生的代价。
　　《围城》描写了主人公方鸿渐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印证自我价值过程的艰难曲折和每次努力后的失败。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心灵孤独的现实困境，现代人不过是进城、出城、冲进去、逃出来，周而复始的一个过程。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常常不由自主的流露出发自本性的怯懦、迷惘和能动性。《围城》通过方鸿渐从追求到失败的过程，阐释了人类的追求与失败的主题。人生虽然易为“围城”所困，但“围城”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正如钱钟书所说：“人生虽然痛苦，但并不悲观。”人不要陷入人生的痛苦不能自拔，要对现实生活的种种现象和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深入的认识和思考，摒弃那些荒唐、虚伪、自私的人性弱点，寻找一条可行的“突围之路”。
　　
　　高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