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夫人出世:龙夫人

　　空军高空侦察气球 　　对U-2的影响 　　 　　就在U-2的高空侦察行将就绪之际，美国空军启动了一项侦察计划，它有可能招致许多国家的强烈抗议，也完全有可能在U一2开始服役以前就对其产生实质性威胁。这项名为“GENETRIX”的计划旨在使用携带照相设备的高空气球，对东欧、苏联和中国进行高空侦察，该计划缘起于兰德公司在1951年的一项研究。到1955年年末，空军已经克服了许多技术难题，主要包括照相机的设计以及气球的回收技术等，空军还为该计划制造了大量的高空气球。1955年12月2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式批准了这一项目。两周后，美国空军就开始在西欧的许多基地放飞侦察气球。截至1956年2月，空军总共放飞了516只高空气球。
　　然而，GENETRIX计划的效果远远低于美国空军的预期。气球受到季风的影响，许多都飞到了南欧，之后穿过黑海飞向中国的沙漠地区。因此，这些气球错失了许多位于高纬度地区的重要目标。还有不少气球没能顺利穿过苏联和中国，有的被防空武器击落，有的则过早用完了压舱物。516只气球中只有46只最终回收，最晚的一个直到1958年才落地。46只中，有4只的照相机出现了故障，另有8只获得的照片毫无价值，也就是说只有34只气球成功完成了侦察任务。
　　低成功率不是GENETRIX计划唯一需要克服的问题，世界各地的抗议声浪不断，公众反应十分恶劣。尽管美国空军声称这些气球都是用于“国际地球地理年”的气象研究，东欧国家仍向美国和国际航空组织强烈抗议，抗议气球对民用飞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苏联也向美国及参与发射的国家提出严正交涉，还在莫斯科向各大媒体展示了他们收集到的聚乙烯气包、照相设备以及发报机等。所有这些情况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气球所招致的麻烦要比它们获取的情报多得多。因此下令中止了该计划。1956年2月7日，国务卿杜勒斯告知苏联，不会再施放所谓的“气象研究气球”，不过他也没有就之前的事情向苏联道歉。
　　不顾GENETRIX计划带来的负面效应，空军参谋长特文宁在1956年3月中旬再次实施了另一项侦察气球计划。计划将启用飞行高度更高的气球，并将在18个月内完成。总统得知后立即告诉空军，他不再对任何气球感兴趣。
　　尽管GENETRIX计划得到的照片在质量上比较有限，不过它们中的一些仍然是二战以后关于苏联最完整最优秀的情报照片。作为照相侦察的先驱，它为日后的高空侦察项目提供了参照基准。即使那些可能毫无用处的森林、河流的照片，在许多年后U-2和卫星照片发现当地已经拥有其他建筑物以后也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另一方面，GENETRIX计划对U-2项目产生了重大意义：美国和北约雷达可以对这些气球进行跟踪，在进入苏联边境以后，它们的平均飞行高度达到45800英尺(约13960米)。这些跟踪数据可以用于分析高空的风向，对气象学家优化U-2的航线提供不少便利。
　　GENETRIX的另一个偶然收获是一种钢条，它的顶端连接着巨大的聚乙烯气包，末端连接着照相设备和自动调节的压舱物。完全出于巧合，这种钢条的长度(91厘米)恰好与一种苏联雷达的波长吻合。这种雷达的北约代号为“令牌”(TOKEN)，S波段，主要用于早期预警和地面引导截击。在雷达波照射到气球时，会引起钢条的谐振，这使得美国和北约的有关人员可以确定许多苏联边境上未知的“令牌”雷达的位置。这些雷达的发现以及对气球的拦截行动，对美国和北约组织判断华约的雷达网络、雷达位置以及地面引导技术等提供了直接的帮助。相关的分析能够确定华约雷达的高空探测能力和引导精度、华约国家区分每个气球目标的方法以及华约飞机所能达到的拦截高度。所有这些信息都直接用在了U-2的任务规划中。
　　但是，所有GENETRIX的积极作用都无法抵消国际谴责所引起的政治责任。中情局的官员意识到高空侦察气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可能使总统对其他高空侦察项目丧失信心，当然也包括即将服役的U－2。因此，1956年2月，中情局副局长坎宁安写信给空军参谋长特文宁，抵制其希望推行的新计划，并警告他“由此产生的政治压力可能影响到所有的气球和飞行侦察计划，并最终导致此类计划难以得到政府的许可。”除了对U-2项目前景的关注外，中央情报局还担心总统会迁怒于其他气球项目，比如自由欧洲委员会――这个总部位于西德的策反机构一直在实施用气球向东欧散发宣传品的行动。
　　虽然U－2项目的相关信息仅在中央情报局和艾森豪威尔的小团队里流转，但杜勒斯局长认为，它们应该向国会中的一些核心成员通报有关情况。1956年2月24日，杜勒斯在中央情报局会见了参议员拉弗伦特・萨尔顿斯托、理查德・拉塞尔，以及参议院军务委员会及其附属委员会。杜勒斯介绍了“感光板”计划的详细情况，并就是否需要向众议院的部分议员提供有关情况做了咨询。根据参议员们的建议，杜勒斯也向众议院中的资深议员提供了情况介绍，他们是约翰・塔伯和克劳伦斯・坎农。此后的四年，CIA仍然不断向这个小规模的国会团体提供U-2项目的相关情况，直到1960年5月，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驾驶的U-2被苏联击落。
　　
　　对U-2项目的掩盖
　　
　　1956年2月，U-2正在进行最终测试之时，理查德・比塞尔和其团队已经开始为该机的海外行动编造合适的理由。因为U-2的外形实在太与众不同了，势必会引起公众的好奇。比塞尔最终确定U-2活动的最合适理由，就是从事NACA的高空气象研究活动。当然，这样一个理由还需要得到整个团队的认可。空军情报部、空中气象局、战略空军U-2项目官、空军总部项目官以及NACA的主席休一代顿博士，包括中央情报局科技顾问委员会都认可了这一方案。
　　CIA的资深官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在1956年3月确定了故事的最终版本，随后，项目参谋部又开始为可能发生的U-2在敌对区域的事故策划应急预案。比塞尔还建议有关人员为掩盖的方案制作一整套文件：“不仅包括项目开始运作的新闻稿，还要对中止运作的状况做好准备，乃至制定至少一种外交行动的有关指令……总之，我们一定要为最恶劣的状况做打算。”以此为基准，相关人员根据气象研究这一幌子制定了一整套处理流程。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1956年6月21日，U-2在东欧执行第一次飞行任务后一天，比塞尔会见了古德帕斯特将军、詹姆斯・克莱恩和埃德温・兰德，与他们探讨尚未最终确定的对苏空中侦察计划，其中也包括相应的应急流程。克莱恩和兰德否定了比塞尔的做法，他们提出了更大胆而直率的解决方法：在敌对地域被击落以后，他们认为美国不必着力逃避责任，而应声明进行高空侦察只是为了防备敌国的突然袭击。当然，这一建议被搁置在一边，原方案得到了完整的保留。此后，项目参谋部又制定了适用于不同场合的各式声明，甚至包括飞行员被俘的情况。即使在这一情况下，美国依然坚持以气象研究作为掩盖理由，这种做法在1956年5月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完)
　　
　　编辑　一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