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书堂里援书郎:义郎

　　中国古代给人、事、物命名，讲究诗意和名正言顺，比如进士的前三名叫状元、榜眼和探花，多有美感！官职里有骠骑将军、校书郎、太史令，一听就有人文底蕴，眼前立马呈现或威武或斯文的人物形象。机构里有集贤院、翰林院，让人不禁联想到莘莘大儒、煌煌巨著。
　　在传统尚存的晚清民初，还沿用着这样的命名法，比如北京大学最初叫“大学堂”，图书馆叫“公书林”“义书堂”，幼儿园叫“幼稚园”“蒙养院”，福利院叫“养济院”“乐善堂”。
　　这样命名，有两大好处：一是辞句典雅，文雅妥帖，唇齿间那么一念，脑袋里就浮想联翩，唐诗宋词就像白云一样飘荡过来，刮起一阵微型中国风。二是词美意深，蕴含价值判断。当前流行研究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其实早在晚清民初，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就已经体现在其名称里了。比如美国人韦棣华女士将其在华创建的图书馆叫作“公书林”，表明图书馆的核心价值：一是“公”，公有共享；二是书，无书不成馆；三是“林”，书还必须是海量的。再如晚清外交官张德彝在其《欧美环游记》里，将在美国纽约见到的图书馆称为“义书堂”，这里的“义”有“义子”的“义”的意思，就是说这里的书不是你自己花钱买的，不是你的“亲书”，而是公家基于某种道义而购来，在借阅期限内“过继”给你的，是你的“干书”。这里的“义”还有“侠义”“道义”“合乎正义或公益”“情谊”等多层意思，说明图书馆是国家为了信息享有的公平和正义而作的制度安排，是一种主要针对信息穷人的信息救济机构，展示了政府仗义和慈善的一面。
　　可惜随着西学东渐，西方追求的所谓“客观”的命名法风靡中国，一切机构的名称都变了味，“义书堂”变成了“图书馆”，“蒙养院”变成了“幼儿园”。不管为哪个机构命名，把客观事物的裸名往那儿一摆就完事，不用遣字造词，是省事了，却失去了美感、诗意、价值观，丢掉了理想、愿景、方向感。
　　如今，我们的图书馆学理论正在衔接被历史扯断的链条，开始重视对民国的图书馆家、图书馆学著作进行学术打捞，我觉得也有必要将曾经提出且确有诗意和意义的图书馆名称打捞出来。王子舟教授、程焕文教授都对“公书林”这个名称情有独钟，有意将其发扬光大。我则认为，“义书堂”这个名称蕴含着更强烈的价值判断，免费、平等、公正等现代图书馆理念都意会于其中了。考虑到中山大学的建筑物名称基本上都已“堂”化，如有怀士堂、永芳堂、岭南堂、马丁堂等，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又是近代图书馆史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因此，我郑重建议程焕文馆长，将“义书堂”制匾高悬，算作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副牌，以便更好地发扬“义”这种代代相传的图书馆精神，和学校其他的叫作“堂”的建筑也是一种呼应。
　　“图书馆员”这个名称，给我的感觉是乏味、没文化，一直也在思考着怎样将其作古典化、文雅化的改造，可惜从前人的命名中找不到很好的借鉴。后来偶然发现台湾的“援交妹”一词造得很好，这类少女本来叫作“***”“阻街女”“风尘女”，为正统舆论所不齿，可是“援交妹”这个名头，特别是那个“援”字，却给这个职业赋予了很多正义感、牺牲感，令人容易联想到志愿军，好像她们是社会的大救星，时刻都在准备着帮助人。“援交妹”启示我，不妨将“图书馆员”称作“援书郎”，我们的职业不就是时刻准备着给读者用书提供援助吗？况且这个名字远比“图书馆员”有诗意。当然，“援书郎”指的是青年男图书馆员，青年女图书馆员可以称作“援书妹”，中老年男图书馆员可以称作“援书伯”“援书叔”，中老年女图书馆员可以称作“援书太”“援书婶”。
　　以上提议都是我长期的慎重思考所得，好好想想，仔细琢磨，您一定会认同我的见解。如果您实在不敢苟同，觉得忒不靠谱，那您就叫我“北大图书馆的怪叔叔”好了。10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