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险成黄花岗七十三烈士”]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编者按：今年8月10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开国大将张云逸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张云逸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是追求革命、奋斗不息的一生，是救国为民、建功立业的一生，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我们永远学习、怀念的楷模。不久前，本刊编辑部专程前往北京专访了张云逸大将的儿子张光东将军，现将本专访刊发，以深刻缅怀他，并让广大读者学习他崇高的品德和优良的作风。
　　张云逸，一个有着精明的谋略、卓越的指挥才能、无私的奉献精神的廉洁朴素的共和国大将，戎马一生，用一颗赤胆忠心，转战大江南北，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穷一生之精力，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历史的洪流永远不会湮没这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丰功伟绩。
　　2011年11月的北京，正是红叶遍野时，天空下着蒙蒙小雨，一阵风过，带着深秋的微冷。护国寺宾馆的一个小会客厅里，却是温暖若春，在这里，张云逸次子张光东少将侃侃而谈，向我们展示了张云逸大将辉煌的一生。
　　“如果我不出去买菜，就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我父亲出生在海南一个贫苦的家庭，后来被赵士槐带到了广州上学。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契机，父亲离开了海南，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07年父亲进入黄埔陆军小学上学，这是清军培养初级军官的地方，也就是在这里，父亲在学校教官，同时也是地下同盟会负责人周明远的批准下于1908年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这是父亲投身革命的开始。
　　父亲当时是起义军炸弹队的队长，随黄兴率领的敢死队攻打两广总督衙门。那是一场舍生忘死的厮杀，不仅仅只是武力的搏斗，更是一场殊死的精神较量，队员们在一阵阵的怒吼声中迎着总督府门前黑森森的炮口进逼。
　　父亲后来说，他当时激奋得浑身颤抖起来，真恨不能一下子跳到黄兴的身边，纵使以身殉国又有何痛哉！
　　黄兴的敢死队员不断向前逼近，不是敢死队员的父亲也提着大刀硬跟着队伍冲了上去。在一片高过一片的喊杀声中，总督府的大墙终于轰然倒塌。被炮火轰倒的大墙刚好将父亲压住了，起义军杀入总督府深处之后才将快要窒息的父亲救了出来。起义军冲进总督衙门后，却没有抓到一个高级官员。因为这时候，总督张鸣歧已经逃往了水师行台。当父亲提着大刀在总督府四处搜寻他的时候，他正和水师提督李准一起在水师行台部署军队，准备围攻起义的队伍。
　　虽然总督府被大火烧成了废墟，但是，这时的起义军也陷入了困境。因为仗打到这个时候，这支起义队伍已经成了哀兵疲旅，被越来越多的敌军团团围困住了。黄兴的敢死队员也所剩无几，大多数都战死了。终于，起义军被逼到一个狭小的街道口，再也没有退路了，激烈的巷战开始了。
　　一番混战之后，父亲被逼入一条小巷，前后都被清兵堵住了。父亲急中生智，躲到墙边的一棵大树后面，利用这棵树来抵抗身后杀来的敌人。
　　经过一昼夜的围逼，父亲等人被困于一间民宅中。清兵把所有道路口都封锁了，搜捕极其严密，即便是化装也无法出城。第二天早上，父亲挎起竹篮，假装出去买菜，上街寻找突围的路口。再折返回来时，民宅已被清军闯入，所有起义军同仁都被俘虏枪杀了。由于父亲挎着一个竹篮藏在围观的路人中，加上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清军从他身边经过时并没有发现他，就这样，父亲逃过了一劫。后来，父亲曾幽默地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以后，每次父亲去广州，都要到烈士陵园看一下，悼念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你太小，不知道当时中国社会有多黑暗。”
　　小时候，我曾问过父亲当初为什么会参加共产党，他留下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对我说：“你太小，不知道当时中国社会有多黑暗。”就这么一句话，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当时我听听也就过去了，没觉得怎么样。但现在想起来，觉得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实际上包含着一个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当年我父亲在武昌秘密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已经34岁了，不是一个头脑一热想起什么就去做的热血青年，也不是走投无路或是有人逼他这样做，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个决定的。因为当时我父亲已经是国民党的少将，地位已经很高，就算不参加共产党的革命，要升官发财也不是没有机会，但是他参加革命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为了要推翻这个旧的黑暗的社会，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平等的社会。他参加革命，他的信念就是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这是他一生的信念，从此几十年都不变，他的信念对我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1927年4月12日，羽翼已经丰满的蒋介石公然叛变，丧心病狂地在上海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紧接着，血雨腥风卷向全国各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宣告失败了。
　　是年9月，当时共产党正发愁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第二大海岛——海南岛上没有一个手握重权的人物，而张发奎却亲手给共产党送了一个大人情。他委派父亲前去海南接替原琼崖绥靖司令黄镇球的位置。两天之后，父亲就准备好到海南岛走马上任了。然而，在父亲踏上海南岛的土地之前，海南岛就已经发生了军变，国民党第三十三团的副团长叶肇暗地里投靠了桂系军阀，准备等父亲一进入海口就将他捉拿。幸好因为父亲是海南人，我们同村子的一个人坐小船赶过来告诉父亲说不能上岸，所以父亲当时就上了小船，在海上换了去越南的船，从而脱离了危险。几天之后，他又取道香港，冒着随时被捕的危险潜入了上海。
　　父亲在黄埔江畔与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的杨殷接上了头，杨殷向父亲传达了中央派他去广西的指令。1929年5月，父亲从上海乘船到达香港，后又辗转去了广州，来到了广东海军总司令陈策的官邸。陈策与父亲在辛亥革命时期曾是联手作战的炸弹队长，经过一番寒暄，陈策十分爽快地给父亲写了一封亲笔信，将他推荐给了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带着陈策的书信，父亲匆匆启程赶往广西，在共产党员俞作豫的引荐下当上了教导总队的总队长兼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警备第五大队的大队长是俞作豫。这样，中共中央派到广西的人员很快便掌握了广西的部分军权，为日后的武装起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