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三家注 [探析庄子之“游”与屈原之“游”的异同]

　　摘要：“游”这一概念在庄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理解好“游”字对我们准确把握庄子思想有重要意义。屈原被谗害，两次遭贬，飘荡在外，其作品中也不乏“游”、“逍遥”这样的词语。“游”这一个概念在屈原的生命和思想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而我们将二者之“游”进行比较，探索其异同，对于我们理解庄子和屈原其人其文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庄子 屈原 游 比较
　　“游，旌旗之流也。”［1］P140斿，既是声旁也是形旁，甲骨文像飘扬的旗帜，下面有小孩，造字本义是古代学子以族旗为护照，举旗越境参观巡学。“斿” 作为单纯字件后，再加“辵”（行进）另造“遊”， 表示长途旅行。对于庄子之“游” 与屈原之“游”，我们可以从身游和心游这两个方面来理解。身游就是指现实形态之游，形体之游。心游指心理、精神之游，是精神上达到了一种境界。
　　庄子创造了“逍遥游”这一范畴，并以其冠名开篇。涂光社对《庄子》书中“游”字的使用情况有一个统计，除去作为篇名的“逍遥游”和“知北游”以及作为人名的“子游”之外，“游”字在“内篇”出现32次，在“外篇”出现51次，在“杂篇”出现23次，共计106次。［2］P127由此可见，“游”这一概念在庄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理解好“游”字对我们准确把握庄子思想有重要意义。屈原被谗害，两次遭贬，飘荡在外的经历对其影响非常大，其作品中也不乏“游”、“逍遥”这样的词语。如：“欲远集而无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3］P34（《离骚》）“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4］P68（《九歌?湘君》）“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5］P135（《九章?哀郢》）等。“游”这一个概念在屈原的生命和思想中也同样占有重要地位，而我们将二者之“游”进行比较，探索其异同，对于我们理解庄子和屈原其人其文其思想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游”的起因：人生困境
　　庄子和屈原都生活在战国中后期，生活的社会背景相似，都有自己所处的人生困境。
　　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晚期，一方面社会经历着剧烈的动荡，战争频发，生灵涂炭。另一方面正值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于是士这一阶层的人大量出现。这种社会和文化状况对庄子思想的形成起着重大作用。在这个时候孟子正游说各国，墨家门徒也遍及天下，而庄子却选择了无为。庄子的人生观最高境界体现在那些具有理想人格的至人、真人、神人、圣人身上，这些理想形象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超然世外，无往而不逍遥。庄子能够超越生死，如《大宗师》中：“不知悦生，不知恶死”［6］P95；能够超越世俗，“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7］P37（《齐物论》），讲究养生之道，“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8］P95（《大宗师》），这些使他能够“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9］ P10（《逍遥游》）庄子认为殉名者都以相位为尊，他却拒绝了楚王之聘，并以神龟为例，表明自己宁愿活着曳尾于烂泥之中，也不愿为显示骨壳高贵而牺牲自然生命，这些都表现出庄子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
　　屈原以上古帝王颛顼氏为先祖，属楚国公族。战国中期楚国已经成为但是领土最大的国家，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激烈。但到楚怀王和楚襄王时，楚国由盛而衰。在外见欺与秦国，丧师割地；在内政治越来越黑暗，贵族之间相互倾轧，奸佞专权，排斥贤能。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10］P1676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嫉妒，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楚怀王死于秦后，顷襄王即位，屈原再次受到令尹子兰和上官大夫的谗害，被顷襄王放逐。终自投汨罗而死。屈原除了在郢都外，有两次飘荡在外的经历。一次是汉北，屈原遭到楚怀王疏远时，自己离开了郢都。在屈原的作品《九章?抽思》中有这样一句：“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11］P139另一次是遭到顷襄王的放逐，历经长江、洞庭湖、沅水、湘水等处，流浪江南。在长期的放逐生涯中，屈原仍不能忘怀对军国故都，内心积聚深厚的悲痛和对楚国的思念之情，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与漂泊生涯有关。
　　与庄子相比，屈原怀有美政理想却难以报国，想有所作为却不得，是被迫两次游荡在外，对其身心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庄子则看清了人世间的残酷，无为无用，游于四海之外，达到心游的自由境界。
　　二、选择“游”的方式
　　面对人生困境，庄子和屈原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
　　庄子的人生观立足于解决人生困境，与屈原不同，他的眼光不是着落于短暂而有限的现实社会，而是企图为人类寻找一个摆脱现实困境和生命最终困境的途径。因此庄子一方面鄙弃人间的世俗道德、功名利禄，已达到逍遥自适的境界。另一方面齐生死，不悦生亦不恶死，从而超越生死，达到了真正自由的境地。庄子游于“人间世”，看到了当时的整个社会就犹如一个血淋淋的角斗场一般，认为生活在这样的人间世，若要全身就要超脱功名利禄，虚己顺物。庄子在《人间世》中用“颜回请行”等六则寓言故事阐明了这一处世原则。庄子主要选择的是一种无目的的、自然的精神之游，是一种完全超越时空、超越现实的自由的精神状态。《应帝王》中：“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说明庄子之游是自然无为之游，无功利性的精神之游。《应帝王》：“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12］P125庄子认为将心灵游于淡漠之中，和自然相融合，无为而治。庄子用出世之道，使自己在残酷黑暗的现实中能够全身，并达到超脱自由的精神状态。
　　而屈原则选择了与庄子不同的应对方式。屈原认为自己属楚国公族，对楚国和楚王有着忠贞情感。面对黑暗腐朽的政治，屈原没有选择避世自保，而是实行美政，却终究被谗害。屈原虽然两次放逐，飘荡在外，但是他时刻没有忘记楚国。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道：“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13］P1677《离骚》表现出屈原对楚国黑暗政治的愤慨和为国效力而不可得的悲痛之情。《离骚》中写道屈原在向舜陈述心中愤懑之后，开始“周流上下”，“浮游求女”。在最后一次飞翔中，由于眷念宗国而再次流连不行。屈原在苦闷彷徨中，“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表明他将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美政理想和对故国的忠贞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