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时期党对游击战争理论的创新发展]中电光谷延安创新发展科技有限公司

　　［摘　要］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思维最活跃、创新理论尤其是军事创新理论频出的重要历史时期之一。认真总结党在这一时期游击战争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对发扬延安精神，深刻理解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指导新时期军事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延安；游击战争；创新
　　［中图分类号］A4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９ — ２２３４（２０１２）０４ — ００41 — ０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充分发扬“实事求是”的宝贵精神，积极主动地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线，动员全国抗日力量，广泛发展抗日群众运动，不断丰富和完善游击战争思想，使得游击战争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将游击战由战术层面上升为战略地位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这次会议的主导思想是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制定党指导抗日战争胜利进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和会议通过的文件，正确分析了抗战形势，全面阐明了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纲领和政策，规定了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正式的把我军的战略方针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1〕。
　　这一战略方针的转变，其基础在于中共中央认识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性及其重大意义。1937年10月，刘少奇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中指出，“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2〕，从事与坚持游击战争，有着伟大的政治、军事意义，有着光明的前途。同年11月，周恩来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作战的战略战术要改变，要认识现在是野战，是运动战，是游击战，争人不争地”〔3〕。同月，彭德怀在《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中，把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看作是达到长期消耗敌人力量的主要手段。并给游击战争作了定义，指出游击战争“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4〕。1938年，朱德在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中，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表述为“抗日的大众战、民兵战”〔5〕，他细致深入的分析了三种对抗日游击战争理解不正确的具体表现，并提出进行抗日游击战争要注意把握“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五个要素。同年5月，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发表，这篇文章对前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问题的认识进行了总结和升华，全面、深刻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争理论的全面形成。
　　这一战略方针的转变，对抗日战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游击战和运动战一起，大量地消耗日本帝国主义，使战局变得旷日持久，逐步地转变敌我形势，形成准备反攻的条件，待反攻时机成熟，一举歼灭已不堪消耗的敌军，而中国抗日游击战争也演示了人类战争史上“空前伟大的一幕”。
　　二、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在战略转变中，“整个转变过程是围绕提出和贯彻独立自主游击战略方针这个中心展开的”〔6〕，从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到1945年4月党的“七大”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的总结，独立自主游击战方针凝结了全党全军和敌后广大抗日民众的集体智慧，是抗日战争的伟大成果，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了我党我军创立的游击战理论，真正做到了“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新的研究、新的发扬”〔7〕。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根据抗战初期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实际，适时确立了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1937年9月间，毛泽东在给前线将领的电报中断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8〕。9月12日，致电彭德怀，系统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方针的基本内涵，使之具体化。在这个作战方针的指导下，1937年10月上旬到11月初，八路军先后取得100余次战斗胜利，以仅有的3.6万人兵力，歼灭日军1.1万人，毁敌汽车400余辆，收复了10余座县城和广大乡村〔9〕，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有力的支援了国民党军对日作战。
　　随着抗日战争的进行，中共中央认识到，“凡是在民众运动有成绩的地方，游击战争就能展开，抗战就能胜利的坚持”〔10〕，因此，平原游击战、河湖港汊游击战等一系列游击战术应运而生。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就提出要“坚持平原游击战以援助山地，坚持山地游击战以支持平原”〔11〕。从1939年初开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连续的“扫荡”、“清乡”、“蚕食”和“三光”政策，在反扫荡过程中，全党全军和敌后广大抗日民众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地雷战、联村作战、交通破袭战、麻雀战、围困战、地道战等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将日军陷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给敌人以沉痛的打击。仅1943年这一年内，冀鲁豫、太行、太岳和冀南等抗日根据地，“由武工队和小部队恢复和扩大的面积，就约占全年恢复和发展总面积的3/5”〔12〕。
　　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对此，我党从抗战之初就有着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曾讲，我们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并进一步指出，“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13〕。叶剑英也提出，要“给游击队以建立根据地的自由”〔14〕。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失陷，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八路军决定以山西为中心进行分兵，要求各师除留一部分野战兵团作为战略机动外，其余通通转入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从此，各地抗日根据地蓬勃展开。截止抗日战争结束时，我党在全国共创建了19块根据地，根据地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涵盖人口1亿以上，军队也发展到100万，民兵220万，这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解放战争打败国民党军队，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