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在谁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_考取公费生　走上革命路

　　1928年3月，我出生在被日本殖民者统治的台湾，年幼时即体验到被殖民者统治的滋味。记得在台中一中读书时，因和同学下中国象棋，被日本老师痛打，受到“训诫”处分。还有一次，没有给日本警察敬礼，而被连打带踢的捆绑拘留。日据时期此类对台湾人的种种歧视屡见不鲜，也让少年的我备感作为殖民统治下台湾人的屈辱。强烈的民族感在心中翻腾，我盼望着台湾光复回到祖国怀抱的那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台湾光复，全台沸腾。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烧香祭祖，告慰先人，欢呼回归祖国。然而，来台湾的国民党党政军官员，以接收大员自居，仍视台湾人为“二等国民”，贪污霸女，欺压百姓，引起民怨民愤，台湾同胞回归祖国的热情被冷酷的现实浇得心寒。我对国民党当局也大失所望，但总觉得盼望多年的祖国不该是这样。1946年6月2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公告，要考选100名台湾省公费生到内地各大学升学。已在台中农林专门学校读书的我马上报名并最终考取。这年11月，时年18岁的我，负笈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农业化学系来到杭州。
　　入学一个月后，即发生了美军强暴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出于正义感我参加了浙大学生会组织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隔年2月，长久以来国民党当局对台湾百姓的欺压终于酿成“二·二八”惨剧，残酷的镇压让我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我们几个在浙江大学的台湾省公费生在学校壁报栏张贴有关“二·二八”事件的油印材料，向同学们说明事件真相。1947年后“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学生运动启蒙了我的政治思想，从此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尽管我从感情上倾向共产党，但对党还是了解不多。记得那时有个同学塞给我一本有些磨旧的小册子，要我偷着看。晚上熄灯后，我躺在宿舍床上蒙上被子，用手电筒一口气看完了陈云同志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正是从读过那本书之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变化。随着时局愈加动荡，台湾省政府教育厅要求公费生们回台湾转读台湾大学，来大陆读书的几百名台湾省公费生不少同学先后回到台湾。经过几年学生运动的熏陶，最终我决定留下来参加革命。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进入杭州市青年干部学校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年8月，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决心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了解放台湾，建设故乡，这一年9月1日，我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台湾干部训练班(后扩编为训练团)的一名学员。1950年1月18日，22岁的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民族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走上了革命之路。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我先后在华东军区、广州工作，多次荣立战功。然而随着1955年席卷而来的“肃反运动”，身为台湾人的我首当其冲，被隔离审查10个月。1957年“反右”斗争紧接着展开，我再次错划为“中右分子”。195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省国营赵光农场，从最南方的羊城到最北方的黑土地，从繁华的大城市到人烟稀少的北大荒，从军官变为农业工人，加上东北冬季零下三十七八度的严寒，一次次的政治冲击令我不解。当年我因反对内战而参加革命，却因台湾没有解放无法查清历史而被怀疑。但早已确立的人生观，没有令我消沉，对中国共产党仍然充满感情，对自己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深信不疑。我决心集中精力钻研农业技术做出成绩，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在农场担任农业技术员的那段日子，我跑遍了百万亩耕地的每个角落，查阅了180多份各地号档案，记录下3本厚厚的技术资料。经过3年努力，我总结出一套“大面积机械化施肥方法”，每年可为国家增产粮食2000万斤以上，当年就被农场采用推广。黑龙江省的冬季是漫长的，而春播季节却十分短暂。根据这个气候特点，我大胆的提出秋季施肥的设想。从1963年秋季开始经过4年小区试验和大面积生产试验，终于在黑龙江省首次证明了秋季施肥不仅可行而且效果不错，为大面积机械化春播抢农时和深施肥以增加肥效闯出了一条新路。这两项科研成果，后来被推广到全省各国营农场，成为常规措施。
　　当我全心投入农场工作时，1966年“文革”开始了，我受到了更大的冲击，精神上、肉体上遭受到极大痛苦。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才知道自己是“中右分子”，档案上记有“历史不清”、“有海外关系”、“特嫌”、“内控”、“不可重用”等极左路线诬陷的不实之词。听到这些我顿时控制不住感情，泪流满面。十年浩劫，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沉重的，而身为台湾人的我感触尤深。1976年，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颠倒黑白的“文革”终于结束。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清除了“极左”的错误思想，国家又走上了蓬勃发展的光明大道。1981年，中央下发《关于落实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政策的指示》(即38号文件)。这是党对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指出“党对居住在祖国大陆台湾同胞的基本政策是：一视同仁，并在各方面优先照顾”。背了20多年沉重的政治包袱卸掉了，我获得了政治上的再解放。
　　1978年，我被提升为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农业处副处长。北安农管局下辖5个国营农场，耕地面积450万亩，所处面积相当于台湾全省总面积，各农场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边疆与苏联(今俄罗斯)隔江相望。我每年都要用150天以上的时间来往于各农场间，指导生产，检查工作。这期间我发表了10多篇科技论文，获得北安农管局科技一等奖、黑龙江省农业区划优秀成果奖、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科技二等奖。1973年至1980年连续8年被评为北安国营农场管理局机关先进工作者、模范工作者，其问数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82年成为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系统首批高级农艺师。在北大荒从事农业生产23年间，我为能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机械化现代大农业感到兴奋。
　　1982年11月，黑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成立，我被选为驻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根据38号文件精神，我首先积极协助省有关部门解决老台胞中大量存在的冤假错案，卸掉了他们所背负的各种政治包袱。1994年3月，受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委托，作为团长的我率大陆台胞访日团出席日本东京崇正公会第28届会员大会。这届大会台方的团长是台当局“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林金茎，他也是首批台湾省公费生，曾就读复旦大学，1949年初上海解放前夕回到台湾转读台湾大学，而我留在大陆参加革命。两人各走不同政治道路，从未再见过面。过去的各届大会，两岸各讲各话，各喝各酒，互不往来。这届大会因有台湾省公费生同学这一层关系，我与他握手叙旧，交换名片，互送礼品，拍照留念，使得大会气氛十分热烈。全日本崇正总会会长、国民党侨委邱添寿上台激动地大声说：“今天看到大陆的洪瑶楹团长和台湾的林金茎代表热烈握手叙旧，两岸统一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最好是明天就统一。”大会上的热烈气氛也影响到不同政治倾向的台湾留日社团组织，促进了彼此的往来。
　　在黑龙江省台联工作的15年时间中，我曾被选为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二、三、四届理事会理事，黑龙江省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代表，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六、七届常委，黑龙江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常委，省政协华侨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直到1996年4月，68岁离休。
　　悠悠65载春秋，当年风华正茂的学子，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一路走来如今已是八旬老者。每当风清月白，倍念故里，隔海遥望台湾故乡，游子寸心，依依眷恋于怀!数十年来，国内外形势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祖国大陆已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综观海峡两岸历史的演变，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仍然任重道远。但我坚信，只要唤醒台湾同胞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怀，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必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