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力争外援的驻苏大使] 鲁能外援

　　1940年5月，邵力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苏大使，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出使苏联，1942年11月回国。出使苏联期间，邵力子兢兢业业，竭尽全力，为实施抗日求援外交而积极奔走，争取苏、美、英等对我国抗战援助，取得了卓越成绩。
　　和苏联的特殊关系
　　邵力子，原名闻泰，字仲辉，188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03年考中举人。1905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公学，1906年转复旦公学，后又转南洋公学。1907年毕业后去日本学习新闻学，同年与于右任等人在日本创办《神州日报》，1908年加入同盟会，后转为国民党党员。1910年回国，任教陕西高等学校。1913年任教于复旦公学。1915年，和叶楚伧创办《民国日报》，任主笔十年，并兼任《觉悟》副刊主编，同时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觉悟》副刊在邵力子的经营下，蜚声报坛，被誉为开启了一个“觉悟时代”。1919年，他参加五四运动，和陈独秀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曾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参与创建共产主义小组，是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1924年，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邵力子出任该校副校长。1925年，邵力子任黄埔军校秘书长，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邵力子代表中国国民党，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开幕式上发表热情洋溢的祝词，并曾在克里姆林宫受到了斯大林的友好接见，两人亲切交谈近一小时。早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时，邵力子即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报道这一消息，他在复旦大学的讲课中，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希望。1919年2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邵力子感到振奋，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苏俄是平等对待中国的真正朋友，他任主笔的《民国日报》一直以极为友好的态度热情介绍苏俄，他本人成为苏联各界熟知的“亲苏派”。
　　1939年春，中苏文化协会改组，由孙科任会长，邵力子任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中苏文化协会成为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开展中苏文化交流的中心。协会的主要活动是主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座谈会，宣传抗日，争自由，争民主，争妇女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等。协会还出版《中苏文化》杂志，放映苏联影片，举办苏联图片展览，翻译出版苏联的各类著作，激励读者走上革命道路。
　　关键时刻临危受命
　　1940年春，德意日轴心同盟日见端倪，英法加紧对日绥靖，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国民党顽固派正酝酿反共高潮，抗战前途危机四伏。苏联继续支持蒋介石抗日，力图拖住日本，防范其北进。如何处理中苏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邵力子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被派往苏联出任驻苏大使。
　　蒋介石在颜惠庆、蒋廷黻、杨杰三任驻苏大使以后，决定派遣邵力子任驻苏大使，改善中苏邦交。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认为，邵力子一贯主张与苏友好，时任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与苏方人士多有接触，是合适人选。蒋介石智囊团人物之一的张季鸾认为，邵力子1926年曾以“友好代表”身份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受到斯大林接见，与苏方领导人联系比较方便，有助于争取苏联对华援助。
　　然而，邵本人却对被派任驻苏大使感到左右为难。他在和于右任谈心时说：“大敌当前，应当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量，如果能把中苏邦交搞好，不但增加了打击敌寇的力量，亦可借以促进国内的团结，促使国共真诚合作，此乃国家之重任！”同时，他又顾忌“自1927年以来，蒋介石背离了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一意反共，即使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后，仍不断耍手腕，不断制造摩擦，蒋的这种行为又怎能增进中苏友谊呢？怎能不使人不寒而栗呢？”他的担心后来得到了应验。邵力子为维护抗战大局，争取苏联援助，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沉重心情毅然接受驻苏大使的任命。
　　全力争取苏联援助
　　到达莫斯科后，他通过写文章和作报告等多种方式，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加深了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推动了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经过邵力子的各种努力，苏联援华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中国。
　　1940年7月7日，适逢中国抗战三周年之际，苏联除通过报刊祝贺并赞扬中国军民英勇抗战外，大力接济我国各种军械。当年冬天，大批物资自苏联运抵新疆哈密，其中包括300辆载重汽车、飞机、大炮、轻重机关枪、配件、汽油等，苏方运送车辆回程时运回中国提供的锡、钨、羊毛、山羊皮等。我国提供给苏联的这些物资，对于苏联随后进行的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国民政府非常重视苏联援助物资抵华。1940年10月26日，蒋介石在发给邵力子的电文中强调，“苏俄对我军火接济，尤其飞机，深盼从速”。邵力子继续为此做了努力。1942年5月23日，蒋介石致电邵力子，要求邵氏促成苏联同意英、美援华的包括驱逐机在内的军械假道苏境入华，经邵氏多方奔走，往返交涉，终于定下了过境苏联运送英美援华物资的方案，该案物资虽然数量不大，但是起到了打开僵局的作用。
　　皖南事变后的考验
　　1941年发生在中国国内的皖南事变对远在苏联的邵力子是一次重大的考验，他不得不纵横捭阖于复杂而又微妙的中苏关系之中。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已是十多天以后。1941年1月17日，邵力子原定于在大使馆举行宴会，宴请苏联外交和贸易两部部长及高级官员，这是邵力子出任大使后的第一次宴会，意义重大，而且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已答应到场。下午4时许，苏联外交部突然电话通知，说临时有重要公务，希望宴会改期。很快，邵力子接到了重庆方面陈布雷发来的电报。陈布雷的电文说新四军“抗敌叛变，袭击友军”，“危害民族，为虎作伥”，决定撤销番号，将叶挺将军革职，交军法审判。皖南事变的发生，使邵力子面临如何向苏方和各国大使做出合理解释的难题。
　　重庆方面，一边通过各种理由审查和扣留塔斯社的报道，同时还想继续得到苏联援助。邵力子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当时重庆外交部和蒋介石侍从室给他的电报很多，是“真反共伪亲苏”。邵力子经过仔细调研，报告重庆当局称：“自皖南事变以后，苏联并未提出要停止或减少援助的话，这是可以欣感的。”
　　1942年11月，邵力子返回重庆述职。他多次在各个场合强调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以及对于苏联必胜的信念，遭到国民党内部持有反苏偏见者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以致有人说邵力子大使像是“苏联驻中国的使节”，而不是“中国驻苏联的使节”。1943年初，蒋介石做出决定，以邵力子因病请辞为名，改任傅秉常为驻苏大使。尽管蒋介石对邵力子不公，然邵力子为国为民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建国后，邵力子留在大陆，担任多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政协常委等，还担任过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等。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世界和平大会。1965年，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晚年，他致力于国共的第三次合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被敬称为“和平老人”。1967年12月25日凌晨，邵力子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