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文化的差异性与不适应症】 中韩文化差异

　　摘要：文化，不仅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类所特有的现象把人与动物相区别开来，而且不同社会的文化对其社会成员的人格、心理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文化的变动也必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人格变化和心理变化。我国目前处于改革开放和社会大变革时期，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和广泛，这种交流、变化必然会在人们心理掀起波澜，从而打破人们已有的心理平衡，而引发许多社会问题。文化不适应症就是由文化的差异性所引起的一系列心理反应，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其表现可描述为四个阶段。为克服文化不适应症的影响。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文化：差异性；不适应症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068－04
　　文化，不仅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类所特有的现象而把人与动物相区别，而且它还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影响着生活在此空间下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人格和健康。文化与心理、人格及健康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而难以道明。古往今来，国内外不少学者从各自的视角探讨文化与心理、人格、健康之间的关系。
　　一、研究文献回顾
　　在世界史中，社会文化学派和文化人类学派都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对人的影响，社会心理学派的一支——社会文化学派的上将——德国的卡伲·霍妮(1895－1952)。在她的《精神分析的新道路》(1936年版)中指出：“心理活动是文化的反映。也就是说，个体潜在的内心冲突实际上乃是他们所处的文化中某些特定矛盾的反映，社会上神经病发病率的增加，表明了生活于其中的现实条件发生了问题。”同时，该学派的集大成者，德国的埃里希·弗洛姆(1900－1980)也认为，社会通过它的“过滤器——三种文化因素：语言、逻辑、禁忌来塑造社会成员的性格和潜意识。”其主张人是社会的产物，文化决定着人格。“病态社会必然产生病态的人格。”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西方病态的人格性格。
　　而与此同时，文化人类学的杰出人物，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富尔顿·本尼迪克特(1887－1948)和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也分别从自己的角度去阐述文化对人的影响。本尼迪克特在1934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一书中指出：“社会与个人并不是对抗的两极。社会文化提出了个人赖以生存、创造的原材料。……文化贫脊，个人便会受害；如果它丰富灿烂，个人便可以得到大大发展的机会。”她强调文化对社会成员的制约和决定作用，但也不否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有其自主性。她多次申明：“具有某地文化经历背景的人类学者中，没有一个曾经相信，个人不过是一些机械地执行其文明指令的自动机。”而被称为人类学“创业之母”的美国女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1907－1978)在其名著《来自南海》(此书由1928发表《萨摩亚人的成年》、1930年发表的《新几内亚区儿童的成长》和1935年发表的《三个原始部落》的三部曲组成卜一书中，通过对上述原始部落的对比研究得出结论：“诸如青春期危机等原先我们一归诸于人类本性的东西，绝大多数不过是我们对于生活于其中的文明施加给我们的种种限制的某种反应。……所谓男性与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其特定社会文化条件的反映。……?”
　　上述学派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不同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人格特征，不存在什么永恒的超文化的人格特征。不考虑特定社会的规范，就没有人格的变态与常态之分。”
　　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就文化的变迁提出一个专门的理论，即“文化堕距”理论(couture－lag)，这个理论认为：“由相互依赖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化时，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一般来说，‘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奥格本称之为适应文化)发生变迁。而在非物质文化中。一般又是制度文化首先发生变迁，然后是风俗、民德的变迁，最后才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变迁。由于各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不一致，不同步，而导致它们的变化产生差距，造成各部分之间不平行、错位，因而引发出社会问题。”
　　就中国国内学者来看，王净认为，站在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人体与人类，文化因素对人体健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哲学、宗教、风俗、道德、音乐、教育等文化现象都与健康有关系，而且会影响人们的健康。徐一峰在《文化与健康》一书中，也从各个文化现象考察了文化的医学健康功能。岱年、方克立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民族凝聚、精神激励和价值整合的功能，滋养了中国人民追求和谐、崇尚中道、不走极端的平和心境以及精进、务实、宽厚的精神风貌。翟艳丽的《风俗、信仰和健康》一书，也说明了文化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此外，国内有不少学者还专从宗教文化角度考察文化与健康、人格的关系。比如，杨彦春、段明君在《宗教文化与心理治疗的相关问题》一文中，通过复习和回顾宗教文化与心理治疗的国内外文献，发现宗教文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宗教文化在心理疾病的发病及康复中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使个体脱离现实进入一种改变了的意识状态，表现出异常的精神活动；另一方面，使个体系统走向进一步的发展成熟，达到更进一步的人格成熟和更良好的社会适应。张敬悬等人在《宗教文化与心理卫生》中通过宗教文化与自杀、宗教文化与禁欲、宗教文化与精神疾病、宗教文化与心理治疗的考察认为：宗教与自杀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又十分复杂；宗教的禁欲主义对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心理健康发展曾产生过诸多不利的影响，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对现代社会所谓的“性解放、性自由”所导致的各种疾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尽管宗教与精神病理症状之间的关系，有些学者的观念不尽一致，但关于宗教的变态的禁欲主义对精神病形成的影响已被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宗教信仰本身具有心理调节的功能，宗教的信仰治疗与世俗的心理治疗相互渗透，宗教教义和宗教理论与心理治疗相结合也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释淳法和刘凤珍在《佛教与心理健康》中力图从佛教文化中寻觅出关于道德修养和心理净化的理论资料，佛学中的这些有关自我修养的理论，有利于培育人的健康思想、健康人格和健康心理。对于心理障碍患者和心理健康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来说，具有针对性和启示性。曹剑波在《道教心理健康指要》中，也力图充分挖掘道教文化中丰富的维护心理健康的宝贵资源为社会人群提供帮助。邱鸿钟从医学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分析宗教与医学的关系。总之。他们认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与人们身心健康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