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复前后】台湾光复的资料150字

　　我原名张有义，1928年出生于台湾彰化市西门口张厝。当时，彰化市是个只有三四万人的小镇。张厝周围全是田地，生产稻米、甘蔗。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学毕业后进彰化商业学校，后就读台湾师范学院先修班。1948年幸运考上大陆大学，进入厦门大学学习。此后我一直留在祖国大陆，为振兴中华服务。
　　(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对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不少台湾人家焚香祭祖，禀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锣鼓动地，爆竹喧天。
　　台湾光复前半年，太平洋战场形势起很大变化。在日军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初春全台湾中等学校三年级以上学生被强征入伍。正上四年级(即高一)的我，也当了可怜的少年学生兵。
　　少年学生兵生活很苦，没有一天吃饱。我就抓青蛙吃或钻到甘蔗田里啃甘蔗。胆大的同学还偷吃厨房的食物。武器是旧步枪和枪刺。子弹由教官控制，听说每人只有15发。没有机枪、手榴弹。衣服、鞋子自带。新分配来的见习军官，没有军刀、手枪，两手空空。他对我们学生说：“等你们被打死后，我就拿死者的枪去打敌人。”所以，我们自称“败残兵”。
　　8月15日，日本天皇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广播，我们学生兵是在大甲乡大安村的驻地听的。但第二天日本军官又传达谁都不相信的台湾军方决战到底的命令。当晚，父亲和妹妹突然来到偏僻的小渔村，让我大吃一惊。父亲和妹妹反复地说：“天皇都投降了，万一还要打，你不能为日本人去送死，一定要活着回来。”我十分感动，热泪盈眶，坚决表示“不当日本人的牺牲品”。
　　十多天后，我们结束了学生兵生活，回到彰化商校。可笑的是，最后一次集合时，教官还宣布除病倒的同学外，全部提升为“一等兵”。此时，我们同学才知道，原来我们有军衔，是最低的“二等兵”。回家看到被轰炸过的我的住房，幸好当时我不在家。
　　(二)
　　日本投降后，台湾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我们学生都感到语言方面首先要中国化，努力去日本化，但实在不容易。从小学日本话的我们，中国国语是非常难学的。当时，我校一日本人教员在大学时学过一些中国话，学校就叫他来教，其他学校也请他去讲课。但他的水平实在太差了，几天后就没有学生听他的课。没有老师教我们，学生就自己买《自学国语》小册子，互相高声朗读“你好吗?好久不见了。”“谢谢，我很好。”“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吗?”……
　　我学唱第一首祖国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1945年秋，我放学路过彰化孔子庙，听到激昂的歌声。我进去看，一个大学生教一群中学生学唱唤起四万万民众的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一个女中学生在弹着风琴伴奏。尽管当时我们都不会汉语，歌词还是用罗马字拼音的，但我们高声的唱，激起了爱国主义的豪情。不知什么原因，不久当局禁止唱这首爱国歌曲。
　　几个月后，学校来了国语教员。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教员也很认真。但有的从大陆来的教员，对台湾学生的爱国心，戒备多于理解，随便说到“清国奴”一词。也许他要学生好好学习中国话，不要说日本话当“清国奴”。但学生听不懂他的全意，对他产生反感。学生集体向他抗议，互相语言不通，学生不知他讲什么。只听到“奴化教育”、“清国奴”几个词语。站在他面前的同学可能怕被他伸出的手打着，把他轻轻的推了一下，他竟摔倒在地上。推倒老师，学校要处分这位同学，我们坚决反对，说这位同学是自卫行为。不久该国语教员离开了学校，此事就不了了之。
　　(三)
　　1946年，社会上气氛相当紧张。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暴政的愤怒声处处都能听到。1947年2月末发生了“二·二八”事件。事件之后，当局派军队开始大搜捕。我跑到大肚溪上游的姑姑家“避难”，直到局势平静才回家。有“台独”野心的人，则把事件说成是台湾人民要求独立的觉醒。这个论点违背历史事实，我们作为见证人，要义正词严地加以披露。
　　“二·二八”事件使我更关心台湾政治前途。比我高一期毕业而就读台湾师范学院的肖金堆学长(后改名肖翔文)，多次与我交流作诗与日本和歌(短歌)的体会，并介绍我参加《潮流》。我写了数首自由诗投稿《潮流》。《潮流》受到著名作家杨逵先生的热情关怀。当时，《潮流》主掌编务的是张彦勋、朱实两位青年作家、诗人。任台湾师范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长的朱实，白色恐怖时被通缉撤退到大陆，现健在上海。1946年，我刚从旧制彰商毕业后不久，到彰化鹿港秀水乡同班同学施火生家。其父给我讲了当地农民反对日本军方修机场的故事。农民反对战争，热爱土地，忘我利群，团结一致对抗日本军方的精神，令我十分感动。于是，不会中文的我，用日文写成一万字左右的小说《农民》，寄给朱实学长，请他修改处理。1949年初，我在厦门接到朱实学长寄来1948年12月刊登在杨逵先生主编的《力行报》所属《新文艺副刊》上，翻译成中文的《农民》，分上下刊登在两张报纸上。不久我秘密离开厦门，这两张报纸也丢失了。
　　最近二三十年来，我积极寻找这两张报纸。虽找到《新文艺副刊》，但均缺刊登《农民》的那两张。直到2011年，我才知道《农民》原手稿收藏在台湾文学馆。就请著名作家李昂把复印的40多张手稿领出来，我马上再自己翻译为中文。《农民》手稿是杨逵先生留在其家个人档案里的。他逝世后，其家属把他保存的其他作品原稿交给了台湾文学馆。我感谢杨逵先生和台湾文学馆保存我的《农民》手稿，不然它早就完全消失无影了。
　　(四)
　　1947年夏天，彰化市教育局在彰化公园的戏院——彰化座，组织一场演讲会。上台演讲的是几位正在大陆念大学的台湾当局选派的公费生。有杜长庚、江浓、许梦雄(后改名徐萌山)、郑鸿池(后改名郑坚)等。从他们的演讲中，我知道了大陆青年正在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斗争。意识到新时代的青年应该肩负起改造社会的职责。会后，我们几个青年同学还到孔子庙讨论关于人生的理想和前途。从那时起，我心里萌发了回大陆大学求学的念头。
　　不久，肖金堆学长来信告诉我，师范学院先修班招生，要我去报考。我马上去台北参加考试。
　　在台北生活念书一年后，我更下定决心到大陆上大学，看看新世界。当我接到厦门大学入学通知书时，没有想到小时候经常给我讲“我们来自唐山”的祖母，却向我提出结婚后方可去厦门。我无法接受这条件，她就要我去请旨妈祖后决定。我只好同意。第二天，祖母带我去妈祖庙南瑶宫，她默祷后掷签杯，头一次是“笑杯”，后连3次是“信杯”。祖母说：“妈祖恩准了。”几天后，我离开故乡彰化到厦门念书。1949年后两岸长期隔绝联系，祖母一直相信我健在大陆。
　　我母校彰化商校同班同学，考上厦门大学的包括我有3人。其中，郑丕铭因祖母反对没有来，张芳盛与我同来。厦门临解放前，芳盛同学被父亲强迫回了台湾。在校期间，前两年从台湾来厦大念书的表哥郑鸿池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当时他是厦门大学地下党总支部负责人之一。我入党不久，到了福建内陆的共产党游击区。也许是爱国的台湾前辈对这块红色土地的贡献(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已牺牲)，组织上给了我重任，让连普通话表达都困难的台湾省籍学生直接担任连长、政治指导员，把一个独立连队的存亡荣辱交给我。两年短暂的军旅生活之后，我不断学习，从基层工作开始，先后做过统战、侨务、外事、政协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