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太阳七种颜色吸收 [太阳有七种颜色]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一群太阳般的年轻人—北京中学生通讯社的记者们。尽管，在家长的眼里，他们不过是正在长大的孩子；在大记者的眼里，他们不过是初出茅庐的“小业余”；就是在他们自己的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中学生。然而，你瞧，太阳有七种颜色，而他们每个人就是一束光影组成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一轮朝阳。
　　愿我们在这里认识他们，愿我们都成为好朋友。
　　学通社社长—骆新
　　骆新坐在我面前，毫无拘束之感。“您想听么？”
　　童年的骆新曾随父母颠沛流离在“五七干校”。回城不久，父亲又不幸病逝，这给13岁的骆新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他在父亲病危时以199分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市的重点中学，但父亲的死带来的困苦把这份喜悦冲得无影无踪。很长一段时间，他足不出户，闭门读书。报考高中的第一志愿落空，使一度沉默寡言的骆新如梦初醒。他发誓要苦读，要奋发，要扇动自己年轻的翅膀远翔。
　　1984年10月，《北京青年报》的《中学生通讯社招生简章》在骆新的胸中燃起了一把火。他写了一篇题为《中学生为什么怵考试》的短文寄往报社，获得了面试的机会。当主考老师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他，象是衡量面前的这个中学生是不是当记者的料时，骆新迎着他的目光侃侃而谈。他热爱着爱默森的一句名言：“自信是成功的秘诀。”
　　第一届学通社社长竞选时，有人提出了“让学通社走向世界”的口号，赢得了众多的热烈掌声。而骆新却提出首先应在北京建立一个通讯网，这是学通社的基础。但是，大家想到的不是北京，而是世界。这一次骆新只担任了分社长职务。走向世界的心胸固然可喜，可路得从脚下走起。骆新就是从脚下这条路前行的。终于，在第三届社长的选举中，他得到了大家的信任票。
　　作为学通社社长，骆新首先要求自己是个博学的记者，只要采访时可能遇到的学问，他都去努力学习。采访黄苗子老先生，他们共谈孙过庭的书法；采访六小龄童，他们共讨绍剧今昔；他为同学们讲解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响童话诗《彼德和狼》；他酷爱京剧，不但会唱，而且对不同角色的规矩也了解得很清楚。骆新就是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赢得了同伴的信任，同时以学通社名列前茅的发稿量连续两年跻身于“年度十佳记者”的行列。他为了学通社这个大集体，办了社友会，把那些已经离社的同学又召集起来，搞成联系网，他们也成了中学生通讯社的撰稿人。
　　《北京青年报》改版后，骆新从全局出发，提出应给学通社一块专版，最后终于成为现实。北京电视台没有中学生的节目，他要向人家建议开办这一栏目，如有可能他还要当节目主特人。骆新有着无穷尽的想法，为了千万中学生，他希望一切美好愿望都可以实现。
　　摄影记者—林密
　　“当记者要有一种被人从门里赶出来，你再从窗口爬进去的精神。”也许这就是林密当记者的座右铭。事实上也正是这种精神，使林密的记者生涯战果辉煌。而童年时的一件事，却是促使她拿起相机拍照的机缘，且至今一发而不可收。
　　那一年，玉渊潭飞来了两只白天鹅，这对北京人来说是希罕事。林密在小伙伴的邀请下，拿起相机跑到玉渊潭给白天鹅拍照。按动快门后，就要看自己拍得怎么样。拉出胶片，几个人傻了眼—上面黑糊糊的连个影儿也没有。一个小伙伴插嘴：“听说还得洗一下才能出人儿。”结果，林密将已爆了光了的底片拿回家让父亲给“洗出人儿来”。父亲看着女儿哭笑不得，而林密对自己的无知却伤心透顶。但这一次未完成的“杰作”，恰恰是对她摄影的启蒙。以后的努力使林密终于在11岁时以《妹妹爱听立体声》荣膺“通讯在我们中间”摄影比赛国内一等奖。
　　我问林密，“你参加学通社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她回答：“就是要敢闯。”这可能是林密搞摄影的诀窍，但是，好的新闻照片往往就从“闯”字中诞生出来。
　　1985年国际儿童节联欢会上，林密和几个同伴要采访邓颖超，但苦于手里只有几张粉色记者证，不能靠近主席台。于是几个人想方设法在休息室里来到邓颖超同志身边。林密调动自己的伙伴，两个去采访，一个拿话筒录音。她的闪光灯一亮，一张《小记者采访邓颖超奶奶》的照片成功了。这幅照片后来获得了“尼康”大奖赛的鼓励奖。还是在这个联欢会上，她抓拍的《万里爷爷和我们一起过“六一”》同样获得了《全国新闻摄影大奖赛》的鼓励奖。
　　林密曾立志要成为中国未来的摄影大师，因此，哪里有新闻可拍，她抓起相机就跑，不知什么是困难。记得当初她们到桂林写生，天上阴晴多变，坐在汽车里还得打着伞，就这样，嘴里还唱着：“哗啦啦啦啦，下雨了—”
　　当我的采访快要结束时，林密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把学通社比作婴儿，那我是看着这个婴儿慢慢长大的。我热爱学通社里的伙伴，也热衷于自己的摄影记者生涯。我也调皮爱闹，踢足球，翻跟头都有我。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的林密是一个真正的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
　　学理的美编—杨宏彬
　　他与前面两人决不相同，一是他的性格很沉稳，不怎么善谈；二是学通社里的记者绝大多数都是学文的，而他偏偏是学理的，这也正是我采访他的原因。
　　当初家里人说他不是当记者的脑袋，中学的美术老师也劝他搞建筑装潢或服装设计。他对数字有一种特殊的爱好，看过的价目表，能过目不忘。
　　1985年，有着绘画基础和曾任校刊《小船》主编经历的杨宏彬，同几位学友商量要搞一份中学生的报纸。他们写了报告，找到团中央宣传部，因此被推荐去学通社。参加学通社以后，他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找到了一个发挥自己特长的理想天地。
　　我问他：为什么学的理科，而又热衷于文字生活？他很坦率，认为学理可以把文作为业余爱好，写写诗，绘绘画，而很少有人学文而把理作为业余生活来调剂，谁会没事找来一大堆三角、几何题做上个把钟头呢？且不管别人如何评价他的这种观点，反正他现在是按自己的逻辑办了。
　　这个瘦瘦的，带副眼镜，有点口吃的杨宏彬，看上去根本不象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他对自己是那样的自信，该玩就玩，说干就干，全然没有一般中学生高考前的压抑感。他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活得极为轻松。绘画、文学、摄影、跳舞，他觉得生活不是快节奏就过得没意思。在学通社里，绘画是他的本行，写个横幅，画个会标，出个栏头决少不了他。据说他自行创造的“长拳迪斯科”，跳起来很有韵味。当然，他也绝不是只读理科专业的书。人大的新闻教材，以及《报纸逻辑学》之类的新闻书籍他都涉足，他希望自己活得更轻松自然。
　　“今天的太阳跟昨天不一样。”这些在变革中成长的小记者们每天都在以新的姿态与我们见面。让我们预祝这群多色彩的年轻人进步与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