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这路／“时势”与“搏命” 我的人生一路在修改

　　在人生意义的讨论中，人们常常提到“命运”问题。我对“命运”曾经有过几种认识：在我最“革命”时，我曾认为人是可以驾驭命运的；在我最消沉时，我又认为人不能与命争，命运是“上帝”的安排。而后，经过了现实中“命运”的几次转折以后，现在，我体会到，命运是与时势相连的；而我们应该做一个“自为”的人，在任何时势下都要自强不息。我对《中国青年》杂志今年第七期上顾礼俭同志所说的“人斗不过命”的观点有不同看法，想谈谈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与“命运”的一番“小小搏斗”。
　　我今年26岁。16岁那年，全国仍处于上山下乡运动的鼎盛时期。我和大多数青年一样狂热地追求着理想，高喊着激烈的革命口号，苦苦地哀求老师批准自己去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离家时，我没流一滴眼泪，没有一丝痛苦，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刘海英（小说《军队的女儿》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一直占据着我的脑海。
　　到了兵团，我拼着全力和小伙子们比着干，忘记了自己是个姑娘。麦收时节，在场上干活时，我扛起200斤的麻袋上跳板，结果把腰闪了。面对繁重的劳动，我每天仍象小云雀一样嘻笑在人们中间。我确实认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时而幻想着“火线入党”，
　　时而又写下几行拙劣的小诗抒发自己的情怀。但是，好景不长。在劳动中我看到：有些人偷懒耍滑，有的老职工往家里偷大豆、玉米和木材。我看到：会奉承领导的青年调到营部当电话员、售货员、广播员，低级一点的也把连队教员、炊事员、机务员的美缺占满。剩下我们这些“自命不凡”的人留在农工班中整年地采石、开渠、锄草、收割。我还看到了青年中的政治搏斗和生活搏斗。为了争夺权力，人们真象在战场上那样拚命角逐；为了争夺女人，男人们竟敢刀枪相见。残酷的生活现实把我弄得目瞪口呆。我的热情开始降温，我开始对现实不满了。我常常按捺不住内心的爱憎与喜怒，流露出对偷摸者的鄙视和对奉承者的轻蔑。就这样，我遭到了种种非议，什么“狂热”“屁事不懂”等等。我反遭到我所讥笑的人的讥笑。这些人的势力是那样强大，几乎使我陷于灭顶之灾。我彻底地消沉了。我总结了自己“遇难”的根源在于“祸从口出”。于是，我给自己下了戒言令：不说话，少说话。我不敢再随意发泄自己的不满，对领导产生不满时，我就强迫自己装聋作哑。我几乎把生活当成了一个纯技术问题来对待。
　　当我第一次探亲回家时，我把目睹的一切向亲朋们痛痛快快地发泄了一通。可是不但没得到同情，大家反说我“偏激”“无病呻吟”“只看社会的阴暗面”，全盘否定我付出了代价才总结出的“社会经验”。一个月的探亲假实际成了长达30天之久的辩论会和批判会。我迷惘、调怅，怀着痛苦的心情再次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再也没有了第一次离家时的狂热，没有了理想与希望，只有消沉和失望。在火车里我哭了，从天津一直哭到山海关。车上的人都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他们理解亲人间生离的痛苦，但他们不理解一个青年无路可走的痛楚。
　　回到连队后，我继续当农工。我也仿效着我所轻蔑的人。我既轻视别人也鄙视自己。当我顶着“大烟泡”到地号里去脱谷时，我学会了偷懒，想方设法使机器超负荷，只要机器一停转，我们就可以休息烤火了。我也和其他青年一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学会了喝酒，学会了唱“思乡小调”“离别歌”和“和尚小调”。用这些低沉的小调来排除一天的劳累，借酒来消除内心的苦闷。我佩服那些勇于与生命诀别的自杀者，我为他们唱赞歌。虽然他们逃避生活，但他们不苟且偷生。我不甘心就此安身立命，糊糊涂涂地混一辈子，然而又不知怎样大有作为，明明白白地度过一生。
　　我开始考察社会，分析各种各样的人，既分析现实中的人，也分析小说中的人。我在现实中，在小说里寻找着自己。有时我认为自己非常象小说里描写的好人，有时又认为自己象小说中描写的坏人。因此，我看书的时候总是不得安宁，一会儿自我谴责，一会儿自我安慰。时间就这样打发过去了。边疆生活的第二年开始了。我对尘世仍不乐观，但我开始建立自己生活中的信念，决心与命运抗争一番。我选定了一条路一—劳动、学习，自强不息。于是，我又开始拼着命地干活，手上留下了割大豆的刀痕，腿上有着石头崩的伤疤。大豆地粘掉了雨靴的靴底，我就赤脚走在豆茬上。稻田里已结上一层薄冰，我毫不犹豫地跳进稻田去收割水稻。我的委屈和痛苦渐渐地消逝了，我的信心一天天坚定了。我自己搬进了存放箱子的房间，让家里人寄来了初中课本。我用一个大箱子当书桌，桌面上摆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刚到北大荒时照的，满脸稚气、朝气蓬勃；一张是我一年以后照的，满面愁容、老气横秋。我就用这两张不同面貌的照片激励自己加紧学习。我在日记中写到：“虽然我年仅十七八岁，但我没有文化，已是时代的老太婆，将被社会所抛弃。”我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我是一个名不副实的六九届初中毕业生。我们是前17年与后10年的分界线，正当我们小学毕业时赶上了*****，无奈，我们被历史性地抛落到知识阶梯的最底层。对自己的不满越强烈，我的学习劲头就越旺盛。我想，学到点东西总会有用的。社会是螺旋向上的。不管什么时候有用，哪怕只用一次，我也要学以备用，不能用时再学。开始，我偷偷地学，不敢让别人知道。我把作业寄回天津让家里人找人批改，然后再寄回来。以后，秘密传开了，我索性公开去请教连队里的老高中生。我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劳动、学习。有几个好朋友支持我，鼓励我。1972年7月份我被批准入团了。命运呵，第一次出现了较好的转机。但我仍不满足，我
　　在渴望着……
　　终于，我盼来了1973年推荐考试上大学的机会。连里共推荐5人，投票结果，我居第三名。我是理当有资格参加考试的，然而我却做了连里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正直的人感到不公，卑鄙的人感到庆幸一—“我走不了，别人也别想走”。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倒是张铁生的白卷给了我某种安慰。我想，连零分都可以上大学，参加考试又有什么用呢！接着，天津中专又来招生，我被无可争议地列入推荐名单。我带着并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家乡上了中专，因为我的目标是上大学。尽管如此，新的环境毕竟使我的心情开始好转了。我致力于学习，不参与任何人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