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空间】我们现在是几维空间

　　早先没有房子。那时候人们住在山洞里。后来出了个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巢架在树上，人们睡觉时爬上去，这就是最初的住房。睡在树上终究不牢靠，于是又纷纷下地。下地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于是才有了形形色色的房屋。
　　我、你、他，我们住的房子就未必一样。
　　只是这房子大约都不是自己造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1979年至1986年，全国城镇新建，住宅面积达8亿平方米。这是我们共和国建房史上的奇迹。
　　它超过了前29年所建住宅面积的总和。这个确凿统计的背后是另一个同样确凿的统计：1986年底，全国城镇居民中有*家庭（1054万户）处于无房或居住拥挤、不便的状态。
　　前所未有的建房奇迹与前所未有的房荒并存，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1986年5月13日，在全国住房制度改革试点城市之一的烟台，俞正声市长占用电视台黄金播出时间整整一小时，向全体市民发表的首次电视讲话，讲的就是这个现实。
　　我们不得不正视这现实。
　　观念ABC
　　当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鸣响的时候，当装甲车和秧歌队掀起的狂欢浪潮刚刚从大街小巷隐退的时候，我们便接受了这样一种说法：住房，是我们享有的众多福利之一。共产党盖房大伙儿住，象征性地交点钱，这就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这种说法延续了30多年，我们也跟着自豪了30多年。
　　若果能如此，自然再好不过。面包会有的，等着就是了。然而30多年后（1987年6月），北京计算机配件五厂却算出了一笔他们自己也不敢相信的帐：按照本单位目前的分房节奏，轮到厂里20几岁的青工，当在73年以后。73年以后他们多大了？100岁上下。100岁，你等得了么？
　　上海有位青年就等得太不耐烦。他插队8年后返城，谈了5年才谈上对象，却无房结婚。某日同女友去公园幽会，又不幸被联防队员抓获，闹到单位出面才算把人保回。急切之下，便同女友双双去政府打了结婚证明，再次前往公园。遇到联防队员再来捕捉时，便慨然出示结婚证书高声曰：我们是合法夫妻了！
　　这个例子未免极端，多数人不屑（或不敢）效仿。更为普遍的情况是本本分分地等。仅1987年，上海市登记结婚后等待分房的就有9800户。还有一个稍远些的数字：1979年底，据210个城市的统计，夫妇因无房同居而进驻办公室、仓库甚至厕所的竟达158万户。
　　因此上海外滩才出现了那个举世闻名的景观：恋人们一对紧挨一对地扶靠在水泥砌成的浦江长堤上，组成了一道密不可分的爱的屏障。而另一条不大为外人所知的隐秘的肇家浜路，则一度有放学后的小学生成批涌入，他们用还未长成的身体和鼓涨涨的书包先把长椅和石凳占满，待暮色降临，再以五角钱一个位子的价格转让给匆匆赶来的大哥哥大姐姐们。
　　于是那个关于面包的故事便成了日益遥远的童话。童话惹我们喜爱，我们却不能住进童话。把住房这样一项耗资巨大的事业当作福利来办，我们办不起。中国办不起，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办得起。曾经和我们持有相同观念的苏联及东欧，自60年代以来便纷纷另寻出路。而延续这种纯福利政策的我们，不但新建资金难以为继，旧房维修亦成了问题。那座历经十朝的古都南京，国家统管房的完好率便一度下降至38％。
　　北京清华附中高六七届老同学聚会，两位当年的同桌又坐到了一起。一个已成知名作家，有一部长篇、八部中篇、几十部短篇问世；另一个是中央某部的处长，领导着由一位副处长、两位干事组成的办事机构。叙旧之余，自然谈到近况。处长三口人，住两室一厅，作家也三口人，挤一间小平房。处长安慰作家：“唉，甭提这个，咱跟你没法儿比！”作家安慰处长：“好，不提这个，咱跟你没法儿比。”
　　老同学们纷纷为这两句言简意赅的对答喝采，有人便提议可以就此题材写篇小说。作家和处长这回一齐回答：“嗨，写了又能怎样！”是的，我们毕竟还没有养成为作家（当然不仅仅是作家）制定住房标准的习惯。我们只是集中注意了一点：处级不能超过局级，下级不能超过上级。而一个单位（或地区）最大最好的住房，我们便尽量排给这个单位（或地区）的最高长官。然后依次类推，，等而下之。我们在住房上透彻理解并努力贯彻的正是这种等级观念。
　　如果这种待遇并不违反有关规定，看上去倒也合情合理。问题在于，无论是用中央颁布的还是各地又陆续制定的干部住房标准衡量，超标准的只是极少数，不够标准的倒是大多数。那么，在住房紧张的情况下，究竟是该先扩大干部的居住面积，还是该先解决非干部的拥挤或无房问题呢？
　　回答上面问题也许不难。回答下面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规定×级干部住房三间，如果一个人（连带一个家庭）需要住（或只是想住）三间房，可他却不想当（或当不上）×级干部，那么他又该怎么办呢？
　　或者奋力去当官，或者绝了住三间房的想头。他（或她）别无选择。小隋是中国旅行社的司机。我们租他的面包车去山东，往返转了10天。仅此一趟，他就可以按规定从运费收入中提取200元。自然，他那个小家庭已经置齐了全套电器。唯一不遂心的是没房子，他们同父母挤住在一起。
　　然而他手中还有数千元存款。
　　“你以后可以用这笔钱买房。”我说。
　　“买房子干吗？”他问。
　　“你不是没房住吗？”我说。
　　“住房子还要买吗？”他更奇怪了。
　　“住房制度一改革，大批商品房出售，你有钱就可以买。”我解释。“人家都是分，到我这儿就得买啦？”他颇不平，长短转不过弯来。
　　在单位分不到房子他感到很正常，同父母挤在一起他也感到很正常，可一听说房子可以花钱买他就感到不正常了。他到底想不想要房子？他想。车进北京时，他突然一本正经地说：“有空我得找您聊聊，您好好给我讲讲这住房为什么还得买。”
　　我们一直不把住房看作生活消费品。黑白电视要赶快换成彩色的，四喇叭收录机或组合音响要尽早取代两喇叭或单声道，电冰箱要置就置双开门，洗衣机则最好上来就是全自动。倘有余力，还有摩托车和空调器在召唤我们去冲击。一句话，只要有钱，我们什么都敢买，什么好买什么，唯独没想买住房。因为住房不要钱（那点儿房租算钱么？），所以我们也就想不到要在住房上花钱。这就是我们的消费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