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雨落下是什么歌_酷暑的雨

　　不久前，报纸上发表了我敬爱的父亲——朱德同志在一九五0年的一次讲话：《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在这炎夏的夜晚，我在灯下仔细阅读着这篇讲话，仿佛又听到了父亲那沉着有力、浑厚缓慢的语声。读着读着，不禁勾起我一系列对往事的回忆。
　　身体力行，反对挟功邀“享”
　　建国初期，父亲曾任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他对这一工作非常重视，认为只有做好纪律检查工作，才能保持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保证党的路线得到贯彻执行。他按照党中央的决议，领导着同志们同形形色色违法乱纪现象进行了坚决斗争。他曾说过，有些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是因为挟功邀“享”，二是经不起花花世界的诱惑。外因是次要的，总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嘛。因此，他处理问题时是极为严肃认真的，不管是谁，即使是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下，也毫不徇情；同时他的态度又十分慎重，对犯错误的人总是立足于挽救和教育，根据不同情况做出不同的处理。
　　他不但对于违反了党的纪律的事情深恶痛绝，就是对于那些“合法”地搞特权的现象，也同样厌恶反感。我记得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党中央为了工作方便，给一些干部盖了一座小楼，盖好后却没有人搬进去：都嫌房间少、面积小。父亲知道后很痛心地说：“当年钻山沟的时候，什么地方都好住，有个地方睡觉就很满意了；现在这么好的房子都不愿意住，要住‘公馆’，这样下去不得了啊！”父亲是不好激动的，当他说上面这几句话时，语调也依然是平静的。但在这简单的话语中间，难道不是可以听出他内心的激愤吗？
　　至于他自己，则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对待生活和享受，从不把自己摆在特殊的位置。这里随便举几件小事吧。
　　进城后，父亲就住在中南海的几间很旧的平房里。管理部门几次要翻修，都被他阻止了。他说：这房子很好嘛，有钱应该给老百姓盖点新房子。
　　建国初期，党的干部实行供给制。尽管父亲日常生活用品可以得到充分供应，可是他依然珍惜每一粒米、每一页纸。甚至有时警卫员看到他杯子里的茶已经喝得没有颜色了，要倒掉重沏，他也不让，说：“冲上一些水，还蛮有味道呢，倒掉了多可惜！”
　　他从不接受任何礼物。有时地方上的同志给他带来一点当地土特产，他总要按价付款；而且每次都要把东西分成几份，给中央其它同志送去，自己留下一些，也要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来一起分享。有一次我的大孩子回京探亲，单位领导托他带来当地出产的两瓶醋、一瓶酒。父亲高兴地收下了，当即把价款交给孩子，而且说：“不能因为我是委员长，就破坏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不接受任何礼物。”孩子要回单位了，父亲又再三叮嘱一定要把收款单据寄回来，以证实钱已被收下。
　　他拒绝一切特殊照顾。例如三年困难时期，我家由于来往客人多，粮食超支了五十多斤。兹照通常情况，只要工作人员办个手续，管理机关是可以给补上的。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现在国家这样困难，我们应该带头节衣缩食，自己亏损了，应该自己补回来。”在这之后，他带领全家吃了一段时间的菜糊糊，硬是把亏损了的粮食补了回来。
　　对于各种形式的“后门”，他更是坚决反对。我的一个侄子原来在某地海军工作。有的同志考虑到我父亲年岁太大了，身边一个孙子也没有，便把他调到北京。父亲知道后很不高兴，严肃地说：“我要的是革命接班人，不要孝子贤孙。哪里来的，还应该回到哪里去！”他亲自做孩子的思想工作，说服他回到部队去。孩子接到调令时正是阴历腊月二十九。他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妈妈了，想借过春节的机会和妈妈团聚几天再去报到。我父亲知道了，又教育他：一个革命战士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提高纪律性，应该按时去报到。孩子按照爷爷的教导，在年三十的上午离京了，待他妈妈从天津赶到北京时，孩子已经走了半天了。
　　父亲为什么能够这样严以律己？我想，这是由于他始终不忘过去，不忘人民，不忘记那些没能看到革命胜利就牺牲了的革命先烈。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一个人永远不要居功自傲，以为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如果说到功，首先应该归群众和无数先烈，在党内应该首先是党和毛主席。即使自己有点功劳，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有什么可骄傲的！”还远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说过：“我参加革命，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拚命、做事。后来打仗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如果党让我去做火fu，我就去把火fu的事做好——我也真的会烧菜。”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在拿自己做比喻，谆谆教导我 们：“为了革命事业，牺牲了无数优秀人物。我是幸存下来的。现在党把我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把我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也不能忘记过去呀！”
　　严格要求子女，不许特殊化
　　对于我们子女后代，父亲也时时严格要求，不允许我们有一点特殊化的思想。
　　就拿坐汽车这样一件对于干部子弟是极为平常的事来说吧。记得在延安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去看戏，我和哥哥朱琦也跟着去了。当时党中央只有一辆汽车，还是后方人民捐赠的救护车。散场以后，朱琦上了车。因为车小人多，父亲便让他下去了。回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父亲才知道他是站在驾驶室外面的踏板上回来的。当时，踏板是警卫员站的地方。因为朱琦站在上面了，那位警卫员只好走回来。父亲为这件事狠狠地批评了朱琦一顿，说他不应该自以为比别人特殊。还告诫他：“那是卫士的岗位。他的责任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事怎么办？”进城以后，父亲有了专用汽车，对我和孩子们的限制却更严格了。每次我回去看他，都必须坐公共汽车；如果回学校太晚了，或者身体不好，需要坐他的车时，他一定要嘱咐秘书付汽油费。孩子们看到有些干部的孩子上学由小汽车接送，便也要坐汽车。父亲不但不允许，还要求他们到了小学高年级以后连公共汽车也不要坐，每星期徒步往返。他说：“第一，汽车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为我准备的，你们没有权利坐；第二，现在一般家庭没有小汽车，你们常坐，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特殊。特殊化，这可要不得。”
　　为了不使孩子们滋长特殊化的思想，父亲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他们都有严格的要求。几个大孩子穿的鞋，通常是从后勤部门买来的战士们上缴的旧鞋；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破了缝缝改改继续穿。他绝不允许孩子们的生活水平超过一般职工子弟。三年困难时期，孩子们在学校的伙食很差，每星期六从学校回到家里，老人家便让他们到机关大
　　食堂去吃饭，而且不准买好的，不准超过自己的粮食定量。他说：“你们在家吃饭，对你们的思想没有好处。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正是你们和大家接触的好机会。”
　　一九五三年我回国参加了工作，父亲立即要我搬到学校去住。我告诉他，学校正在兴建，家属宿舍还不多。他说：“那就住集体宿舍，这样更能接近群众。住在我这里对你没什么好处，只会使你们脱离群众，滋长优越感。你们不能靠父母过日子。”遵照父亲的教导，我在学校集体宿舍住了四年，直到一九五七年（当时我的两个孩子已经满地跑了）才搬到分配给我的家属宿舍里。
　　我的堂弟朱传书从小在我父亲身边长大，工作后，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他和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以后，他爱人得癌症不幸去世，他便把三岁的孩子带到工厂，一起住集体宿舍；上夜班或出外勤，就把孩子锁在屋子里，始终努力工作，没有接受过一分钱的补助。人们都说：朱传书的成长，是朱总辛勤教导的结果。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为什么这样严格呢？因为在他看来，干部子弟容易背上一个包袱：自以为比别人优越；一有优越感，就会搞特殊化；而特殊化思想就是变修的开始。所以他常对我们说：“不要躺在老一辈的功劳薄上”，“不要摆资格，不要以势压人，不要吹嘘自己”，“如果忘掉了人民，就会脱离群众，早晚有一天要被人民打倒。”
　　当我写下上面这点记忆的片断时，夜已深了。外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淅淅沥沥下起了雨，凉风带着一股湿气徐徐吹进窗来，我浑身感到说不出的清爽。父亲当年的所做、所为、所言、所教，就象这伏日的雨，再次浸润了我的心头。我再也关不住思想的闸门，联想到很多很多。蓦地，我的视线落到《人民日报》发表我父亲那篇讲话时所加的一段编者按语上。那上面说：“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中断了十年之久。各种违犯党纪的现象，与朱德同志讲话中指出的情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我想，如果父亲今天仍然在世，看到社会上那些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现象，听到“恃功邀‘享’”、甚至无功也要邀“享”的种种奇闻，该发出怎样愤慨的声音？现在的确是增强党性、强调党规党法、彻底刹住歪风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