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的德国 [冷战时期的德国对欧政策]

　　冷战时期德国对欧政策的核心就是积极参与并努力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贯彻东西方兼容的方针，充分利用联合欧洲的力量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历史的实践也证明，正是这一正确的欧洲政策，才最终使德国迅速实现了经济的重新崛起，恢复了主权平等、完成了民族的统一，并逐渐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确立了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
　　德国；欧洲政策；欧洲一体化；东方政策
　　历史的传统表明“德国问题”始终是欧洲人的问题，也是欧洲安全的问题。[1]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欧洲权力分布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以战胜国的身份确立了大国地位，其它传统强国衰落之势日趋明显，作为二战的策源地，德国更是被四大国分区占领。联邦德国成立后，针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选择了把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欧洲的联合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实施东西方兼容的欧洲政策，充分利用联合欧洲的平台逐步实现经济的复兴和主权的统一，可以说德国的欧洲政策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支柱。[2]
　　1.战后德国的历史定位
　　战后的德国如何进行定位，是解决“德国问题”的关键，也是德国自身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这里我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
　　国际社会的视角。从国际社会特别是四大占领国的角度上看，德国是二战的策源地，同时也是二战的战败国，必须受到相应的惩罚，在这个问题上法国态度尤为坚决，鉴于历史的教训，法国曾主张肢解德国，以绝后患。但是作为西方阵营的主导者，美国出于和苏联进行冷战的考虑，逐渐转向扶植德国的立场，把德国纳入“欧洲复兴计划”的范围，试图把德国变成抵御东方阵营进攻的前哨阵地。英国则延续其保持欧陆均势的传统思维，亦不愿过分削弱德国。
　　德国自身的视角。战后德国对国际法、欧洲法和国内法进行了新的认知，其具有宪法性质的《基本法》就是对二战期间形式法治进行了反思后颁布的。鉴于国家主权受限、****的现实，以阿登纳为总理的德国政府意识到要实现德国的重新崛起和民族的统一，奥地利式的“永久中立”和印度、南斯拉夫式的“不结盟政策”都是不可行的，[3]而必须完全倒向西方阵营，将追求欧洲一体化以宪法原则的形式作为外交理念。这表明欧洲已经成为“新的德国意识形态”，对欧政策成为当时德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
　　2.冷战时期德国对欧政策的实践及成果
　　冷战时期德国的对欧政策虽然也有变化和调整，但从本质上讲，都坚持以实现德国的国家利益为目标，适时的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将欧洲的政治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视为至关重要的政策核心。
　　战后德国的国家利益。联邦德国成立自成立之始，就不得不努力实现以下基本目标：经济上实现复兴，政治上恢复主权，领土上实现统一，安全上得到保障。在当时特殊的形势和两极对峙的国际格局下，德国显得比任何时候与其他国家紧密相连。基于这样一种国家利益分析和国际形势判断，德国外交政策原则主要可以概括为国际合作、多边主义和欧洲一体化，具体政策上一方面是发展与美国之间的跨大西洋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即积极融入并全力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而后者恰恰是其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
　　德国的欧洲一体化政策。1949年德国成立之初，联邦议会就已经把融入统一的欧洲写入了德国基本法的前言，并在基本法的第24条中规定了将部分国家主权转让给国际机构的可能性。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首先要解决的是法德和解，从1950年的“舒曼计划”实施，到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再到1965年欧洲共同体的成立，德国都积极参与，并且在英国入盟申请、欧洲合作方式、农业政策和欧洲经货联盟等问题上对法国做出重大妥协，[4]甚至不惜充当欧共体“出纳员”的角色，[5]力求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前进。
　　当然，德国的付出也获得了丰厚的汇报，首先是政治上获得了认同。法德实现和解，联邦德国加入北约集体安全体系，使德国重新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融入到整个欧洲大家庭。其次，实现了经济的复兴。作为传统的工业生产大国，联邦德国充分利用欧洲一体化的机遇，以贸易和民生立国，逐步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第三，增强了自身的实力。经济上的强大使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的问题上增强了表达自己意愿的底气，同时面对苏联东方阵营，也借助联合欧洲的整体力量争取到了更多的优势，为牢牢掌握德国再次统一的主动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东方政策到德国统一。国家领土完整也是德国至高的国家利益，因而如何实现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是其最重要的目标。康纳德·阿登纳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和当时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格局现状，出台著名的“哈尔斯坦主义”政策，即坚持联邦德国的“正统”地位，不承认东德政府和德波边界，不与承认东德政府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德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传统文化决定了其对外政策必须东西兼容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美苏冷战又出现缓和迹象，美国大有越过欧洲单独与苏联妥协的趋势。另外，在1961年的“柏林墙事件”中美国的暧昧态度对德国僵化的东方政策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这一切都让德国意识到继续顽固地坚持东方政策只能使其外交陷入困境，
　　维利·勃兰特总理执政后，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利益实现的要求，提出以最终实现德国统一为目标的“新东方政策”，核心内容即承认德波边界，确定联邦德国与东德是“两个德国，一个民族”的关系，同时发展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70年8月，德国与苏联签署《莫斯科条约》，12月与波兰签署《关于两国相互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在该条约中，联邦德国明确表示承认战后波兰西部边界的不可侵犯性。1972年12月，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达成《双方关系基础条约》，改变了阿登纳政府“以压促变”的统一政策，转向了谋求以接触奠定统一的民意基础的道路，而两德关系的发展消除了彼此的隔膜，为德国最终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这种政策也为此后联邦德国历届政府所沿袭，它的推行为德国最后的重新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
　　3.德国对欧政策成因分析
　　德国的对欧政策的成因不是想当然的选择，而是在特定的国际国内因素以及自身特性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综合来看，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对其动因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