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党代会：团结而胜负难料的大会]胜负难料的负是什么意思

　　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那些战功显赫的军队将领们，在取得战争胜利后，并没有弹冠相庆、封官封爵，更没有放开肚皮猛灌庆功酒，敞开喉咙高唱“大风歌”，而后撸胳膊挽袖子张罗建国大业。相反，这些开国元勋们都自我削官为民，选择了与他们手下官兵一样的归宿——解甲归田。于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罕见的没有政府的国家出现了。有人打江山，没人坐江山，这等傻人和这等怪事的组合，却正构成了美国政治权力形成与传承的基础。
　　《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国的建立——美国的国庆日以“独立日”相称，即是以此为标志。国家有了，战争打胜了，国家政府却没有成立，政治权力也没有着落。在独立战争硝烟散尽的几年之后，来自12个州的制宪会议代表才开始讨论起草宪法。直至1789年，在《独立宣言》发表13年之后，在《美国宪法》正式生效的情况下，选举人才选举出了美国第一届总统乔治·华盛顿；由此，美国在持续了13年的“无政府”状态后，也才有了本国的联邦政府。
　　美国的政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形式与内容，是随美国公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一定意义上，所谓民主，就是政治参与；所谓政治参与，就是通过选举来决定政府人选从而由此影响公共政策选择的政治行为。所以，没有选举，就没有政治参与，而没有政治参与，当然也就没有民主；有什么样的选举，就有什么样的民主，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具体到美国而言，没有限制政党作用、公众参与程度更大更直接的政治参与，也就没有所谓“美国式民主”。
　　美国的政党，从来就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政党组织“无组织、无纪律”的松散性，既保证了每个党的党员不会因为 “入党”而获得什么好处、而只以党的政治倾向为认同标准的“党的纯洁性”，又防止了因党内资源分配而出现的人身依附现象。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政党没有必要聚拢那么多的社会资源以“犒劳”那些党内的“积极分子”，进而就在最大范围内根除了滋生政党**的土壤。
　　并且，无论从资源使用上还是在财政开支上，政党与政府间的界限分明：政党的一切开支均来自于政党筹得的资金，与国家的财政开支没有关系。因此，美国的政党全国代表大会，不论规模多大，不论开支多少，都甭想从国库里揩油。
　　这个在理论上的“执政党”，既不能因为本党推出的候选人当选而成为当选者的实际控制力量，更不会因为本党党员成为政府官员而在国家财政上得到一分钱的好处。
　　百多年来，美国政党的政治作用不断式微。政党在国家政治权力交接与继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是与公众的政治参与方式不断增多、手段日益多样化呈反向关联的。
　　进入20世纪，广播、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彻底改变了政党进行政治动员的方式，使得任何阻碍政治参与度提高的借口都不再成立。在互联网时代，普通“党员”利用技术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往往要高于政党的领袖人物。党员、支持者、捐款人、“粉丝”被互联网融为一体。这样，有意参加投票的“党员”甚至都不用离开家门，就可以多角度地了解参选人的背景、主张以及其他品性，当然，也少不了丑闻和八卦。有这样便利的条件，各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沦为”对已经在初选中被选定的候选人的确认仪式，就再正常不过了。
　　美国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美国国家政治权力交接和继承中的一个既定的公开程序。这个程序，大体上保障了美国自联邦政府建立直至现在为止的权力交接和继承过程的和平和有序。当然，在争夺权力继承人的过程中，也时有候选人相互“抹屎”的现象出现，但是，无论怎样，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候选人相互“抹血”的血腥场面。
　　没有经过任何政党遴选程序而当选美国首任总统的乔治·华盛顿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把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的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的“终身制”驱离了美国政治传统。其实，从理论上讲，一个“符合程序”的掌握最高政治权力的终身领袖，并非不可能出现在民主政治中，其出现也并非就一定违反民主政治中“麦克风里出政权”、“摄像头里出领袖”的“票箱规则”。但是，幸运的是，就是如此这般的“小概率事件”，也被华盛顿“扼杀”在动议之中。而华盛顿此举，不啻为美国尚属稚嫩的民主“肌体”剜掉了一块可能被用来“下蛆”的“肌肉”。
　　在争夺国家政权的竞争中，各政党都要在不耗费国家资源的情况下，筛选各自的利益，从而组合成参选策略。在此，政党利益的清晰表达，是政党取得选民信任，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使政党更具代表性的前提。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