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的管理思想_道德经中的管理思想

　　在先秦的管理思想中，老子的《道德经》是一枝奇葩。相传它是老子出关时在关尹的一再请求下而作。尽管它只有五千字，却在先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老子的学说从汉代起就被认为是“君人南面之术”。《道德经》立足于史，对历史上国家的成败存亡祸福强弱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属于政治哲学。它以“道”这一范畴，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论证，以“道法自然”提出了其管理思想，用自然之道提供人类社会的价值准则，以“无为”阐述了原始的自组织现象，以“小国寡民”作为自组织的治理结构，在“无为而治”方面有丰富的论述，也开启了传统政治之“术”的源头。战国时期的兵家和法家，都从道家中汲取了相关思想，而道家思想和儒家、法家的交替、辩驳与制衡，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的管理走向。
　　老子思想的政治主旨
　　创立道家的老子，同创立儒家的孔子齐名，但是关于老子的生平事迹，史书记载却要少得多，作为历史上的著名隐者，他的事迹往往神龙见首不见尾，甚至连老子是谁也一直争论不休。文史专家罗根泽在主编《古史辨》第六册时，曾列举出了29种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不同说法。好在陆续出土的帛书简书，证明了《史记》关于老子的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
　　老子是楚人，姓李名耳字聃，担任过周室的史官，与孔子同时代或者稍早，孔子曾向老子问过礼。老子的最大贡献，就是给世人留下了一部《道德经》。“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 ? 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的思想在历史上影响极大。中国有学者认为，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黑格尔在谈到东方哲学时满脸的不屑，认为哲学是从西方开始的，然而在谈到老子时却要比对孔子略微肯定一些。尽管黑格尔对孔子和老子的文献充满了误读误解，也不得不承认老子是古代东方精神世界的代表者。出于对黑格尔偏见的批评，钱钟书曾经在《管锥编》中指出：老子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哲学概念，黑格尔却要长篇大论，黑格尔关于东方思想的讲演，“数十百言均《老子》一句之衍义”；黑格尔的失误，是一种对汉语无知的“失言”。严复干脆直接在“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旁边批注道：“西国哲学所从事者，不出此十二字。”李约瑟在《中国科技思想史》中则对老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虽然关于老子的思想评价见仁见智，但老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之高是无可置疑的。
　　老子的《道德经》有很多传世版本，流传较广的主要是《河上公章句》和王弼《老子注》，前者是汉代河上公的注本，后者是曹魏王弼的注本。上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出土有帛书本，90年代在湖北郭店楚墓出土有竹简本。出土的简帛本为《道德经》的考订校勘和训诂提供了新的资料，澄清了关于《道德经》写作年代的部分质疑，对有些字句的订正提供了新的证据，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依然以读传世本为宜。
　　在《论六家要指》中，司马谈对其他各家都有批评，唯对道家高度赞扬。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汉书 ? 艺文志》则简要指出了道家的渊源和主旨：“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这些论述说明，在两汉时期，人们就把道家思想看作治理国家的理论，所以，研究《道德经》的管理思想，正是回归道家本位。
　　很多人初读《道德经》，往往被其高度抽象且富有辩证思想的文句所折服，把它看作典型的古代哲学文本，而忽略其史学价值。实际上，读《道德经》首先要从老子曾经是周王室史官这一事实出发。近代严复在点评《道德经》时，曾经说过：“吾尝谓老子为柱下史，又享高年，故其得道，全由历史之术。读执古御今二语，益信。”（《严复集》P1081）严复所说的执古御今二语，即“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第14章）《道德经》一书，正是对古今成败存亡祸福强弱的法则性总结，它的本质是史学的，哲学不过是史学的映射而已。
　　忽略老子的史学，这同人们对史学的偏见有关。很多人认为，史学就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历史的具象，就没有历史。这种看法自有道理，但却忽视了史学的本质是思想和观念。如果只有具象没有抽象，只有资料没有思想，所谓历史不过是前人讽刺的“断烂朝报”。通观《道德经》全文，没有一处提及具体的史实，但通篇无不是对历史经验的高度浓缩和提炼。从这一角度看，《道德经》的首要价值不在其辩证法，而在其彻底的经验主义思辨。即便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在《道德经》中也会表述为具体经验的总括，而不是纯粹的逻辑抽象。所以，《道德经》中充满了用来指导人们生活的智慧，而不是符号化的精确思辨和实证化的具体知识。老子对于史学的意义是：由史实到史学，是一个由事件到思辨的过程。史学可以很“虚”，当然，这种虚的背后要靠“实”来支撑。
　　老子对历史的概括，没有具体的年代人物，而是用一个古字泛称。例如：“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第15章）“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第22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第65章）如果是需要高度肯定的统治者话语，老子也不说张三李四，不称尧舜禹汤，而是泛用“圣人”指代。例如：“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第57章）“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谓天下王。’”（第78章）这些话是谁说的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间说的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话是否具有说服力，是否概括出了普遍性的历史经验。很有可能古人说过类似语言但文字不同，或者表述有差异；也有可能古人并未说过这些话语，是老子借古人圣人之口阐发自己的观点。对读者来说，不需要考证这些话语的原始出处，也不需要弄清楚到底是谁说的，原话究竟是什么样子。读者只需要从历史经验角度认可这种话语传递的思想，在心中引起共鸣。弄清这一点，对于理解《道德经》，进而理解中国传统史学是有帮助的。人们常说“文史不分家”，但很少有人认识到文史不分家的真正意蕴。《道德经》正是老子以史学积淀的韵文来表达社会法则的杰作，它开创了中国史官文化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