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出版社有校阅部吗? [张增顺：出版社编校管理不能流于形式]

　　高等教育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出版协会编校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增顺《在中国新闻出版报》撰文说：实际上，是出版社对既有的校对制度落实不够，导致了当前出版物质量下滑。　　张增顺认为，改革是为了发展，但是有的出版单位没有正确处理好质量效益和规模效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注重规模增长，创造经济效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忽略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坚持发展也没错，但是统筹出版资源不够，没有把有限的出版资源(生产能力、人力)集中使用到精品力作的建设上，一味地追求数量规模增长，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只顾眼前利益。
　　具体到出版社编校工作，张增顺说，编辑人员集策划、组稿、编辑加工、校对、市场营销于一身，任务繁重。再加上考核重数量轻质量，导致编辑人员无力顾及质量。还有编辑、校对“传帮带”跟不上等，使编校质量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很难“统筹兼顾”的问题。
　　史现利：走出专业图书定价的误区
　　史现利在《新华书目报》撰文：经过多年的摸索，在专业图书定价领域，价值需求定价由模糊逐渐变得清晰，价值需求定价模式将会变成专业出版领域图书定价的潮流。但很多专业出版社在专业图书定价问题上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误区。
　　片面认为只要有价值，再高的定价也不会影响销售，完全不考虑读者的承受能力；认为不管内容怎样，只要定价低就有大销量。这个误区造成一些专业图书的定价该高的不高，该低的不低。在国内，学术专著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印张定价的惯性思维。专业出版应该以卓越的高品质、合理的高定价作为自己的发展策略，这也是鼓励创新之需。
　　出版部门优先于编辑和发行部门主导定价权。这种定价的模式在专业出版领域占有相当的比重。该定价机制在现实中表现为：以与市场无关联的出版部门的平均印张成本主导图书定价，而我们的分析市场、服务市场的编辑、营销人员却很少积极去修正这种“出版定价”。从而导致一些专业社越做越大，利润却没能同步增大。
　　侯小强：中国数字出版发展环境堪忧
　　盛大文学CEO侯小强在接受中国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国内数字出版行业虽然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一席之地，但整体环境并不乐观，正面临着丛林法则的考验，存在无序竞争、盗版泛滥、标准混乱等问题。
　　首当其冲的就是无序竞争。从定价方面，在亚马逊，畅销数字图书定价通常是9.99美金，纸质书则根据平装和精装不同从10多美元到30多美元，也就是说，数字图书的价格相当于纸质书的50％到70％；反观中国，却是不顾成本大打价格战，内容供应商不仅不能团结起来以行会的形式和渠道商博弈，甚至连成本控制都不顾。价值20块钱的传统图书，你敢卖10块，他就敢卖1块，还有的干脆以免费的形式。而高价抢作者、始乱终弃、刷榜单，刷评论、人为造假等等，都是数字出版发展环境混乱的表现。
　　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有关，即中国消费者对无形的精神产品付费普遍热情不高；另一方面也与制度设计有关，例如德国不允许新书打折的制度就保护了出版业。
　　他表示，盗版问题目前有改善得益于政府加大了打击力度，但是还需要相关领导部门、行业人士继续通力协作，才能形成一个有序、健康的出版行业。
　　标准混乱及运营理念落后也是侯小强眼中的痼疾。“有的作家会重复授权，导致版权不清晰。有的内容商取得授权后又授权给别家，形成一连串的授权关系，导致最终一本书出现在某一阅读平台时，竟然出现了同一本书被上传十多次的状况。”他说，在数字版权细分方面，有网络宣传权、网络首发权、独家连载权、无线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占权等令人目不暇接的说法，也给版权管理带来了很大难度。
　　张泉：民营书业营商环境仍待改善
　　山东世纪金榜科教文化公司总经理张泉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民营文化企业能够做大做强，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这些年在相关政策上的开明和开放。
　　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规定将对中小学教辅实行政府指导价。“出台这些政策的本意是为了治理中小学教辅存在的过多过滥、价格虚高的问题，我非常支持国家开展治理行动。”但目前随着各省成立出版集团，地方保护主义有抬头之势，普遍倾向于选择本省自己出版的教辅。张泉说，“公平的市场竞争，我们并不怕，我们相信自己产品的质量。”
　　文化企业的税负过重也是一个问题。最近为了“走出去”，我的一个朋友在美国投资创建了一家出版公司，在向律师咨询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没想到律师肯定地对他说，“你一分钱的个人所得税也不用交，因为平均到每个家庭成员身上才2.5万美元，不需要缴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