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奚若文集 [“不死鸟”张奚若]
张奚若,无党派民主人士,曾任新政协筹委会常委、国务院教育部部长,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主要提议者,力主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以警示国人。 他能讲人话,肯讲真话,敢讲硬话。在蒋介石面前如此,在毛泽东面前也如此。
“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
有人曾以揶揄、挖苦、“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说:“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他们无须在公共事业上多投入,多建树,只要能讲几句人话,肯讲几句真话,敢讲几句硬话,就功德圆满了。”然而在中国讲话并非易事,要看人话、真话、硬话究竟讲给谁听,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斗胆脱口。在中国,“祸从口出”是自古以来高悬的四字炯戒。
用当今的民间标准衡量,政治学家张奚若堪称出色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能讲人话,肯讲真话,敢讲硬话。而且一以贯之,年轻时如此,年老时仍如此;在蒋介石面前如此,在毛泽东面前也如此,始终没有变得世故圆滑。他人谄媚他不谄媚,他人乡愿他不乡愿,其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得以水土保持,经久而不流失,着实不简单。是他运气特别好,还是人脉特别旺?恐怕一言难尽。
经济学家陈岱孙评价老同事张奚若是一个“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的人物”。“学者”,毫无疑义。“志士”,从何说起?张奚若崇尚民主政治,捍卫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矢志不渝,陈岱孙称他为志士,可谓知人。
逻辑学家金岳霖晚年撰写回忆录,描人叙事,均是寥寥数笔,悭于篇幅,但他赞赏自己“最老的朋友”时却用足一千五百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读者留意:“张奚若这个人,王蒂瀓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张奚若刚严方正,却又博大融和。民国时期俊彦多多,他置身其中,仍以鹤立之姿引人注目。
唯渊默者能作雷鸣。政治学家张奚若并不喜欢张空言以炫才智,他惜言如金,惜墨如金,强调“为政不在多言”,一旦开口动笔,就必有提神的妙句、醒脑的华章传播遐方。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的高徒易社强这样描写张奚若:“张堪称礼貌得体沉稳谨慎的楷模,总是隐忍克制,总是字斟句酌。有个观察者写道,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的’。”这样的描写堪称传神。
中国从来就不缺少以身殉道的烈士,中国真正缺少的是在猛人强梁面前始终能够说上真话、进上直言的“不死鸟”。百年以来,这样的学者并不多,胡适、傅斯年、梁漱溟算得上,张奚若也差不离。
牵着张奚若的“终身牛”
张奚若出生于己丑年(1889),生肖属牛。他为人机警,谁想用绳索穿他的“牛鼻子”可不容易。留学之前,张奚若结识了陕西籍的革命志士于右任、杨西堂(他未来的岳父)、井勿幕等,加入了同盟会。张奚若曾亲聆孙中山的演说,这一回他倒是乐得承认:“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凡是牛鼻子,总得有人给它穿上长绹才行。张奚若终身崇尚民主政治,被这根牛绹穿了鼻子,他是心甘情愿的。
张奚若认为,能用知识去办大事的人才叫知识分子。辛亥革命期间,他的足迹遍及陕、豫、沪、宁等地,为实现民主共和遍历艰辛,饱尝风露。多年后,他追忆往昔,仍不免兴叹:“由武昌到上海,沿途所见很难令人满意。当时我感到革命党人固然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对革命后如何治理国家,建设国家,在计划及实行方面就一筹莫展了。”正因为痛感“破坏容易建设难”,希望中国“更现代化一点”,他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到欧美的高等学府去“学些实在的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24岁那年,他泛洋赴美,进哥伦比亚大学,原打算专修土木工程,后来因为对数学不感兴趣,再加上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先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所以权衡再三,选择了政治学专业。从1913年到1925年,张奚若在美国和欧州求学,度过了12个春秋,结识了金岳霖、徐志摩、傅斯年等多位同好,对欧洲各国民主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做了充分的研究与观察。天天下笨工夫,日日做真学问,勤勉朝夕,终于积跬步而成千里。
张奚若被誉为“中国的拉斯基”、“西洋政治思想史专家”、“主权论权威”。清华大学举校南迁之前,他开设的课程有《西洋政治思想史》、《柏拉图政治哲学》、《卢梭政治哲学》等,经其教导点拨,学生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来龙去脉往往会生出一探究竟的好奇心。张奚若授课,重在分析西方政治家、思想家的精神背景,兼及时代特征,目的则是为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种下龙种。
20世纪30年代中期,寇氛入境,救亡压倒启蒙。张奚若却选在这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在《独立评论》上接连发表两篇关于国民人格的文章——《国民人格之培养》和《再论国民人格》,强调个人解放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个人主义的优点能够培养出忠诚勇敢的人格,立国本、救国难有赖于许许多多健全的个人挺身而出,而非乌合之众一哄而上。勇敢的批判精神和不畏强暴的人格品质才是治疗“第二天性”(惰性和懦弱性)的良药。张奚若劝导学生要努力成为社会改革者,如果此愿难遂,能成为启蒙的政治学者、正派的教师也不错,顶糟糕的就是到国民党衙门里去当官老爷,作威作福。
很少有学生敢修张奚若的课
1932年,张奚若参加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代表教授会致词:“现在的青年学生最喜欢的是新奇的学说,最不喜欢的是陈腐的理论。本人没有什么新奇的学说,只有很少的陈腐的理论……现在诸位要踏上社会的旅途了,我就本着临别赠言的意思,向诸位说几句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吧……第一点是奋斗。社会是浑浊的、黑暗的、复杂的,诸位在学校里得书本上的知识,是不足以应付自如的,将来势必会遇到许多压迫和阻碍的,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屈服迁就,虽然在小节上也不妨姑且从权,可是我们的宗旨,正义所在的地方,都万万不能迁就,不能屈服。我们必须要奋斗抵抗。否则那就有负我们在校时的修养了!第二点是续学。学问无止境。我们在校时,尽管成绩很好,但是一到了社会上运用起来,立时就会感觉到自己学问的不足。而且学术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若不继续求学,即使从前所学的,没有抛荒,也要落伍的。第三点是耐劳……”金岳霖打趣张奚若是“三点之教者”,应该不算冤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