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下的“零和社会”_盛世下的 蝼蚁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力作。本文题目中“零和社会”这一概念，作者在此书中亦有提及，是指参与社会博弈的双方，一方有得，另一方必然有失，而得失相加为零，社会的总效益没有得到任何增加。“零和社会”中，要么彻底地胜，要么彻底地负，最后是赢者通吃。可以想见，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社会能力被彻底剥夺，将会面临着什么。
　　1768年的“叫魂案”发端于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浙江省德清县，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维修时，一个叫沈士良的农夫给了修桥的吴石匠一张纸，纸上写着沈农夫两个侄子的名字，农夫请石匠将这张纸贴在木桩上，再打入水里。沈农夫如此行为，是他长期受两个侄子的欺凌，认为把活人的名字贴在木桩上用大锤撞击，可以勾去人的精气让人生病或死亡，即所谓“叫魂”。
　　用现在的说法，这是一种诅咒，确实够恶毒。这不仅涉及道德伦理，按《大清律例》，还属于严重的法律问题——这种带有“妖术”的装神弄鬼举动，属于“十恶不赦”中的“不道”之罪，罪行严重的甚至要杀头。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案件未列入政治问题的范畴。也许是认识到这个行为的恶毒程度，吴石匠没有答应沈农夫的要求，并召来“地保正”（应是相当于村长一级的干部），将沈农夫扭送至衙门。一顿板子后，沈农夫被予以释放：毕竟事出有因，且没有形成主体事实，属于“犯罪未遂”。
　　事件就是这样开始的。但这一开始，就如脱缰野马，怎么也刹不住脚。“叫魂”传闻不胫而走，“叫魂案”就此蔓延开来。首先抵达临近地区萧山县，其后转入邻省江苏苏州，然后再转回浙江湖州，很快便超出长江下游地区，直达汉阳府。“叫魂案”的内容也随之发生变化，“案犯”的主体成员不再是石匠一类有职业的人，而是以游方和尚、闲散乞丐为主；“作案”方式也有所改变，改为用剪刀剪去被侵害者的一缕头发（或衣服的一角）——这些行为更具备了“妖术”的特征。各地衙门对案件采取的措施是严厉的，被抓获者大都酷刑伺候，严刑之后却发现，没有一个案例够得上严格意义的“叫魂案”，不过是民间因恐慌而引发的一系列虚假案情。
　　在民间社会，总会不断流布一些稀奇古怪的流言，一面是“风起于青之末”，一面是“流言止于智者”，对流言的处置自然能够考验官员的“执政能力”，但通常情况下这种考验并不严峻。各地官员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一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进而达到平息事件的目的。尽管不难看到权力的滥用，但总的说来，还能做到就事论事。至此，案件依然是孤立的，与政治无涉。
　　而此时，乾隆皇帝已陆续收到一些禀报案件的密奏，他命京城大员傅恒、尹继善、刘统勋起草了一份模棱两可的“上谕”，一面要各地官员“留心查禁”、“重治其罪”、“严加惩治”，一面还要“不动声色”。“上谕”于1768年7月25日发往各地。
　　当“叫魂案”蔓延到山东时，事情发生了转折。山东巡抚富尼汉所辖地区抓获了几个乞丐，“证据确凿”地证实了“妖术”的存在。富氏进而怀疑在“妖术”背后还存在一个“妖党”，并认为“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也许还会佐之以在公众中制造混乱”。在乾隆“上谕”下达的前一天（7月24日），他即将案情上报朝廷。接着，他的辖区内又有几例内容相似的案件，这更确定了他的怀疑：“确有妖党潜藏于长江下游的各个省份”，而且有好几个“妖术人犯躲藏在江苏”，其中一个案犯招供自己来自江苏扬州。皇帝接到富尼汉的奏章，于7月29日再发出一份紧急诏谕，命令对“妖党”进行清剿。但此时乾隆小心翼翼地回避了清剿动机。
　　不仅富尼汉所辖山东，全国各地陆续对案情都有奏报，但奇怪的是，唯独江苏地区没有上报。乾隆认为，“叫魂案”案发伊始，就明明在苏州出现过案例，富尼汉上报的案件中也涉及扬州，既然别的地方都报告了割辫事件，“江苏岂能独无其事”？这不分明是在糊弄皇上么。原来，当初江苏巡抚在审理案件时，发现其中并没什么真凭实据，便不曾想到还存在什么“妖党”，辖区内一个小小案件，何必惊动当今圣上？这个原本实事求是的判案反倒成为对朝廷隐瞒实情的证据。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由“儒、道、释”三种主要形态构成，治史的中国学者们一般都以此作为中国历代王朝政权的意识形态。但笔者的看法是，这都属于治国手段，也就是一种工具。支撑各朝代政权意识形态的，其核心乃皇权自身。皇帝贵为“天子”，其权力具有一定神授意义，并在此条件下构成以皇权为中心的“权力中心主义”——通俗地说叫“官本位”。但“官本位”不足以涵盖权力所能延伸到的各个层面，正是“权力中心主义”的存在，才是中国专制制度特别强大的缘故。由于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为汉人统治，因此并无特别宣示的权力形式，通常不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寻求权力的绝对性。而满族入主中原之后，“削发”、留辫对于清统治者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成为对王朝体认的一个根本标识。清兵入关后，重大而血腥的屠杀事件几乎都出现在江南，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这两地现在又扯上了“叫魂案”。尤其是嘉定（今属上海管辖），当年“嘉定三屠”与江南人拒不削发有直接因果关系。这样，“叫魂案”在乾隆眼里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这是不是企图动摇王朝根基的政治事件？
　　江南士子深受儒家文化熏陶，有阴柔的一面，但在阴柔的表象之下却有内在的坚韧不拔。当年南明覆亡，平日里的铮铮男儿，齐刷刷地输给过秦淮河畔的青楼女子。至今，金陵市井可以随口报出李香君、董小宛的名字，却要在侯方域、钱谦益、冒辟疆（冒襄）的名字面前支吾半天。也许乾隆皇帝体会到了这样的“坚韧”，他对江南官吏素有恶评，屡屡指责江南官僚“吏治恶习”。
　　于是，他处心积虑地暗示地方各级官员要注意“叫魂案”的严重性。
　　由于皇帝对案件追查的要求不断加码，整个8月，乾隆几乎完全陷于对“叫魂案”的处理当中，排查也只好跟着乾隆的调子步步深入。到了初秋的9月7日，乾隆终于按捺不住性子，给七省督抚发出一道上谕，第一次直面“削发”问题，不再如以前一样地闪烁其词，最终表明了自己的真实心迹。其实，他对此早有觉察，不愿意在一开始就点穿的原因，是因为根本就不希望看到这种具有“谋反”性质的事件出现，正如孔飞力所指出的：“弘历头脑中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暴民蜂起的现象”，而且更不愿意的是由于自己“点穿了”这个臆想出来的“实质”而引发全国性的民变——他心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