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摘 要：诗歌翻译所使用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因此，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诗歌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接受者在阅读时能够产生与原作同样的艺术效果，使用创造性叛逆翻译技巧极为必要，甚至可以说这是决定诗歌翻译是否能成为翻译文学的关键所在。以许渊冲与庞德中诗英译的创造性叛逆为例，论述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探讨诗歌翻译的主体在翻译中的所能掌控的创造性与限制性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诗歌翻译；创造性叛逆；许渊冲；庞德；限制性
　　
　　一、诗歌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必要性
　　诗歌翻译，使用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这种语言要能够重现原诗作者通过他的形象思维所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和艺术形象。因此，当在一种语言环境中产生的诗歌作品被“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环境中去时，为了使译作读者能产生与原作读者同样的艺术享受，译作就必须成为与原作同样的艺术品。在这种情况下，诗歌翻译已不再是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
　　英国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说过：文学作品是“the best words in the best order(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排列)”，但是最好的原文变成对等的译文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译文，因为西方文字比较接近，对等的译文容易取得最好的效果；而中西文字差距较大，各有优势，对等的译文往往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这时就要发挥译语的优势。即要想译文取得较为令人满意的效果，则要靠中国的再创论或神似论。
　　在实际的诗歌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两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承。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他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指语言）；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埃斯卡皮,1987:137)。因此，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是极为必要的。
　　二、许渊冲与庞德中诗英译的创造性叛逆
　　诗歌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诗人特别强调炼字炼句，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既遵守语言规范，又超越语言规范——即创造性地使用语言或创造语言。诗歌的语言美是构成诗歌整体美的一个重要部分。脱离或忽略了诗歌的语言美，诗歌的美也就无从谈起。诗歌的创作是这样，诗歌的翻译也是这样。在中国古诗英译中，许渊冲和庞德的译作影响力颇大，以下将通过对二者翻译理论的比较探索其创造性叛逆的具体运用。
　　许渊冲在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集毕生翻译之经验加以发展，提出的翻译理论“优化论”，可以用“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这十个字加以概括，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论：“三美论”（意美、音美、形美）是译诗的本体论。三美之中，最重意美，音美次之，最后是形美，也就是说翻译是美的创造，所以神似胜于形似，要在传达原文意美的前提下，努力做到三美齐备。“三化论”（深化、等化、浅化）是译诗的方法论。分别利用加词、换词和减词等方法，通过意译来努力达到神似的境界。“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是译诗的目的论。知之是使人理解，这是翻译的基本要求；然后要求好之，能使人喜欢；最高的境界是乐之，能使人愉快。
　　文学翻译的“再创论”构成了许渊冲翻译思想的核心之一。他认为创造性的翻译并不“绝对自由”，它创造的应该是原文深层内容所有，原文表层形式所无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要“忠实于原作的意图”。创造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乐事，也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许渊冲,2003:16)。许渊冲的再创论就非常强调美的创造，其主要观点如下：1.翻译要使读者愉快，得到美的享受，仿佛是原作者在用译语写作；2.翻译的技巧，说到底无非是摆脱原文表层结构的束缚，而自由运用译语进行再创作的技巧；3.译者的天赋越高，创作个性特点表现得也就越突出。新世纪文学翻译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使文学翻译成为翻译文学；4.汉诗英译一定要创新立异，才能传达原诗的情韵——许渊冲强调的是：译诗应该首先是诗，应该把文学翻译提高到文学创作的高度；5.再创论的内在含义是指语言上的再创，而非内容上的再创——翻译的艺术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不逾矩”就是不违背原文的精神，“从心所欲”则是在不逾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译语优势进行再创作。6.创译的特点是要发挥译语的优势，即要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概括成三个字就是“信达优”。新世纪的中外文学互译应该走创译的道路，这样才能使中国的优秀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使世界文化越来越丰富多彩(张智中,2005:48)。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不仅是20世纪美国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而且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典籍翻译家。他根据费诺罗萨(Emest Fenollosa, 1853-1908)的手稿翻译或改写中国古诗并出版了《华夏集》(Cathay,1915)。叶维廉对《华夏集》评价颇高，认为其在许多方面都是庞德诗学发展的“一个轴心点”，“即使作为翻译考虑,《华夏集》也应该看作一种再创作”(Yip William,1969:97)。庞德是意象派诗歌的主要发起人他所提倡的“日日新”新诗理论无论在诗歌创作上还是在诗歌翻译上都有开创之功。庞德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控制翻译的整个过程，因此他的译著在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反映出他是一个叛逆者，为了再创造诗歌中不可磨灭的部分，他甚至对原作进行暴力性修改，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再创造。在庞德眼里，原诗与原诗的作者并不重要，他们是逝者的声音，重要的是读者的联想，原作的意义要为构建现在的思想服务。当庞德的朋友念荷马的译文给他听时，他发现该译文中只重视语言的朴素可懂，而失去了原诗中的人生哲理和优美语言，于是庞德提出了几条翻译的目标：1.在英语译文中再现原文的真正语言；2.忠实于原文的“意义”与“气氛”（即文本内与文本外的联想意义）。他认为语言的能量是不可分割的，犹如连接线，上溯古代下接当今，尽管民族不同，混合交织而成的词语可以将人们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