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剧与城市文化建构|音乐剧

　　一个城市的形象如何，取决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城市的文化。不少著名的世界城市也同时是“文化都市”。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也体现在城市文化的竞争上。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管理者认识到文化对于一个城市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出并正在着手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同时，着力带动城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城市化高度发展是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而城市文化对于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专家认为，通过创建和发展城市文化，能解决中国城市目前的质量低、效益差，产业结构雷同，竞争力弱等问题，提高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水平[1]。
　　中国近年来音乐剧市场的热度也是与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的。如今我们常常看到类似的新闻，比如“成都欲借力音乐剧《金沙》打造城市文化名片”、“东莞要打造音乐剧之都”、上海要成为“亚洲音乐剧新中心”等都显示出了城市的文化抱负，体现出中国城市在文化跨越中推动文化资源转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新考量。为什么选择音乐剧作为打造城市文化的“标示”或“名片”呢？笔者认为，这是在中国高级城市化进程中，音乐剧这种20世纪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现代舞台剧所具备的“艺术特征”和同时具备的“市场特征”所决定的。纽约、伦敦、多伦多、洛杉矾等城市，音乐剧的确已经成为打造城市文化的重要名片或“名片之一”。当然中西不同，音乐剧与城市文化构建的基本要素、具体做法、途径都会有所不同。
　　
　　一、西方音乐剧作为城市文化的四个层次
　　
　　音乐剧作为一种城市文化，不仅仅是修建几个豪华剧场那么简单，它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软件类的内容。其实，城市文化中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方面的因素，即使有些以物质财富的状态存在，但它也主要是指物化中的精神，而不是指物质本身，就像我们所言“百老汇”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域的概念。一方面，城市文化有许多丰富的内容，培育城市文化要注重多元化的交叉，既要融合城市的民族、民俗文化特色，也要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是一个由内向外的文化价值系统[2]，第一个层面为“表层的物质文化”；第二个层面为“制度管理文化”；第三个层面为“行为文化”；第四个层面（最高层）为“文化价值观念”。如果一个城市要把音乐剧打造为一种“城市文化”，也必然体现着以上这四个层次。
　　“表层的物质文化”或“物质器皿层面”，体现为音乐剧的剧场建设，反映着城市音乐剧文化构建的直观形象与景观特色。伦敦西区及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剧环境都有一个以“剧场群”为标志的“文化市场”。做一个并不十分恰当但却容易理解的比喻：百老汇剧院街的形成有点类似于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的形成。北京三里屯第一家酒吧的出现或许只是个偶然，但它的成功及随后酒吧在三里屯的蜂拥而上绝对不是偶然。酒吧消费的聚集构成了一种文化意义，它本身就暗藏着对西方文化的消费需求。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一条商贾云集、货物聚散的普通街道上的零星一两家剧院到迅速崛起的剧院群落，从房地产投机商到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加盟，从色情业的聚集地到传播美国文化价值的地方，百老汇终于形成了。如今的“百老汇”实际上有了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地理概念，指纽约市时代广场附近12个街区以内的30余家剧院；第二层含义是在百老汇地区进行的演出；第三层含义是整个百老汇这个产业链，这样的产业也包括在纽约市以外的地区，主要以演出百老汇剧目为主的这些剧院及其产业链。
　　“中层的制度管理层面”，反映音乐剧组织制度为载体的制度文化，体现为政府、行业协会对于音乐剧行业、音乐剧演出的一套健全的演出经营管理机制和制度。欧美音乐剧是一项成熟而规范的文化产业。一方面，有许多配套的专业音乐剧机构，其中包括多个有着特殊职能和功用的相关协会、公会、联盟等，比如：美国戏剧之翼、演员公会、剧作家协会、舞台剧导演和舞蹈编导协会、舞台设计艺术家联合会、剧院代理人和经理人协会、美国戏剧演员理事会和美国剧院和制作人联盟等。这些机构除了担任一年一度的托尼奖评奖外，都有各自的责任。另一方面，还有一套健全的演出经营管理机制和制度。否则，音乐剧制作和市场营销的诸多措施都是无法实施的。这其中有公会演员实行演员招考制和聘用制，演员中有明星制，创作者们遵循版税制或利润分成制，演出的中心是制作人制（有营利和非营利之分），演出实行试演制等。
　　“中层的行为文化”，体现为规范的以演艺企业为载体的规范的市场行为。百老汇的演艺企业主要分为三种：剧院经营商、音乐剧制作商、音乐剧经纪商等。音乐剧创作演出是一个系统概念，是由“生产”、“演出”、“消费”三个要素构成的，包括“成立项目工作组，确定演出项目”、“融资”、“创作”、“演员招考”、“项目制作”、“舞台试演和预演”、“舞台首演和公演”等阶段，有完整演出服务流程。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有三点：一是“角色招考”，所有的演员都必须参加试听会的考试才有可能在百老汇的音乐剧中扮演角色，无论演员的名气大小无一例外，这也是目前为止寻找最适合演员的最佳体系。而且“百老汇的活动剧组”是“养戏不养人”，也不会以“培养演员”为己任，核心是直接找到最合适“角色”的成熟演员。一是剧目从“非定本”到“定本”的“试演或预演体制”，新音乐剧一般都要在百老汇公演之前进行巡回试演或者进行百老汇预演。还有就是首演时职业评论的加入，换句话说，音乐剧的演出市场有多种声音并存：商业的声音（演艺企业的广告宣传）、艺术的声音（专业评论）、观众的声音（大众判断）。
　　“深层的观念文化”，体现为本国、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城市精神、城市本质内涵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美国音乐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观，贯穿在百年百老汇的历史中，就连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结和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也被巧妙地融进了美国式的幽默、娱乐和歌舞中。这种深层的观念文化也体现为百老汇多元化的音乐剧观：音乐剧有巨型、大型、小型之分；音乐剧有商业、实验之别；音乐剧有欧洲流水式、美国整合式等多种风格；音乐剧有营利性制作和非营利性制作之别；一些西方音乐剧演出团还有百老汇驻演团、西区驻演团、全美巡演团、欧洲巡演团、亚澳巡演团等不同等级的演出力量。可以说，如今百老汇多元文化的交融就体现了美国这个大熔炉的文化多样性。20世纪末以来，百老汇就有根据电影改编的音乐剧，有沿袭传统音乐剧形式的音乐喜剧，有只舞不歌的音乐剧，有视觉奇观的舞台秀，有体现了先锋实验性的后现代音乐剧等。即便如此，美国音乐剧人也在呼吁希望百老汇音乐剧能够将美国音乐剧的现实精神进行下去，而不仅仅是“复排剧”或“同一题材变换形式后翻来复去的出台”。
　　
　　二、中国音乐剧作为城市文化构建的基本构成
　　
　　音乐剧作为打造中国城市文化的“一张名片”是一种应由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指导的文化活动，而且也应该从以上几个层面上下功夫。
　　体现“表层的物质文化”或“物质器皿层面”音乐剧剧场建设。聚集产生效应，这是城市的普遍法则。音乐剧剧场建设应该有意识的成为城市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并聚集到一定地区，建设文化中心，使城市的音乐剧活动有更多的“硬件”设施作依托。文化中心可能还是一个城市里高校、高科技产业、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集中的地方。而对于区域文化而言，集中剧场优势强强联合的“音乐剧院线”则显得非常重要的，比如目前中国已有或正在积极构建的“保利院线”、“北方剧院（场）联盟”、“西部剧院（场）联盟”、“东方百老汇院线”等等。
　　“中层的制度管理和行为文化层面”，与音乐剧创作与演出相关的体制创新息息相关。总的原则是政府扶持（推动、倡导）、社会参与、企业承办、市场运作、规范管理、专家指导、媒体支持、观众评判。主要包括几个方面：1、音乐剧创演的组织创新，涉及创作人员、演员个体和群体，比如对于创作人员的“聘任制”、“版税制”、“利润分成制”等；对于演员的“班底制”、“聘任制”、“明星制”，或是积极扶持新人等；对于演出组织的“剧团、剧场合一制”（剧场管理剧团）、“项目制”、“项目工作坊制”等。2、音乐剧创演的管理创新，主要指政府和行业协会的角色定位。中国尤其应该建立音乐剧行业协会，在行业维权和行业自律这两个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公正地推动文化市场的有序化；政府指导行业协会构建演出行业的监管平台，在监管平台的基础上，建立中介性质的音乐剧演出行业艺术质量评估中心，积极开拓并培育音乐剧观众群体。3、音乐剧创演的经营创新，指音乐剧演出行业的产业链；扶植表演艺术相关行业，健全演出团体、演出场所、演出公司产业生态链。创建机制，促成音乐剧与相关产业作跨领域之合作，包括录音、录像、出版、观光等。
　　“深层的观念文化”最为重要，既体现为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观念文化为核心价值体系，也能体现文化多样性的多元化的音乐剧生态。这里涉及到了构建中国音乐剧生态或者城市音乐剧生态的问题。一方面，这个生态要以资源特点为基础，策划设计推出新的文化品牌，改善崇洋心理和文化依附感，熔铸民族个性；同时还要有于平司长所说的“对中国当代社会敞开怀抱的中国音乐剧的文化品格”。另一方面，在引进和原创上，打造多元化的中国音乐剧观，多元共生、尊重差异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中国音乐剧不是一两部豪华巨制造就的，也不是个别艺术家的“象牙塔”，更不能是“政绩工程”，要尽快走出“音乐剧就是赚钱的机器，音乐剧就是豪华大制作”的认识误区。
　　
　　三、结语：在市场中打造中国音乐剧
　　
　　笔者认为，无论是建立健康的中国音乐剧运营生态，还是把音乐剧打造为某个城市的“地方名片”，主要有两方面的重要任务。
　　首先，音乐剧如何本土化最先面对的大问题，不是所谓的如何进入市场的具体操作方式的问题，而应该是艺术创作的问题。真正成熟的，有了自己原创精神、艺术品格的本土音乐剧不是简单的西体中用、中体西用、拿来主义等，也不是简单地“中国出题材、西方出形式，打造成音乐剧再返销西方”，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旧格局；而要对中国音乐剧创作进行深入探索，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要有所创新，考量、探索出一条音乐剧的娱乐精神、艺术整合理念与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国际形象之间如何互动的道路，以干预和改变中西文化交流的既有模式。与此同时还要关注音乐剧如何在中国进行规范地市场运作，打造音乐剧的城市文化品牌还需要从几个层次上面下功夫，中国的音乐剧需要优化资源配置，需要政府、行业协会、投资商、演员形成合力，因为中国音乐剧健康生态的构成需要创演主体、经营主体、监管主体、消费主体的共同努力。
　　没有好的作品，没有健康的演出生态，就是再好的、再花哨的营销手段也无济于事。音乐剧在西方是一项规范的系统工程，体现在从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到制作、运作的整个过程中。中国音乐剧的从业者要在引进西方音乐剧的过程中主动学习、善于学习，同时注意培育中国的观众市场。笔者希望中国音乐剧不要只有巨额的资金投入，只有做中国一流音乐剧的美好理想，只有创作的激情和冲动……实际的结果是没有根基的原创音乐剧在中国成了高票价、短档期、高风险的“快餐演出”，“热量”高、“脂肪”高、“营养价值”却不值得推崇。笔者希望，中国的音乐剧真正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笔者也相信，音乐剧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能给中国舞台艺术创作和中国的演出生态带来切实的冲击和推动。
　　
　　注释
　　[1]张汉《城市文化对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作用研究――以三个城市街区为个案》，曲靖市城市文化网。
　　[2]任平《时尚与冲突――城市文化结构与功能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9页。
　　
　　慕羽：北京舞蹈学院
　　责任编辑：许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