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中国大叙事之视窗――吕雷、赵洪报告文学《国运――南方记事》]中国网中国视窗

　　吕雷、赵洪所著《国运――南方记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属于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主题报告文学的一种。今年恰逢改革开放起航30年，30年书写成为报告文学写作的一个热点。何建明《破天荒》（《中国作家・纪实》第6期）、《1978：春雷响起的地方――中国改革开放农民革命风暴发祥地纪实》（《北京文学》第6期）、刘长根《万里在安徽》（《报告文学》第4期）、肖舟《胡福明与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作家・纪实》第4期）等，都可归为这一总题下的作品。何建明的两篇作品分别叙写的是中外合作开发中国石油的决策、实施，这一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第一事件”和浙江台州农民首创分田到户的“改革风暴”。而刘长根、肖舟的作品以对与万里、胡福明两位人物深有关联的安徽改革和真理标准讨论的回叙，刻录他们对于改革开放所作出的历史功绩。
　　《国运》（以下称《国运》）则是一部以更开阔的时空背景、风际云会的历史交响，宏大地演绎了南中国改革开放壮丽历史画卷的诗史。
　　《国运》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历史的大气象。作品是对一个特别的省份，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时期，发生的特别重大的社会演进所作的“史记”。“南方”在地缘文化政治视阈中，是一个颇有意味的“意象”。“南方”偏离中心，它常被指称为蛮夷。但“天高皇帝远”，倒也时常可以滋生出许多超逸陈规旧制的新的创造。《国运》叙写的“南方”，特指的是广东。作为“南方”的广东，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大的先导和引领的意义。“南方”探索关系国运，国运鸿福实有“南方”的历史性贡献。
　　《国运》是一部基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风云的具有独特景深的史志性报告文学，“南方”在此成为结构当代中国大叙事的一个别具丰采的视窗。作品全景而立体地叙写了广东改革开放新时期，具有可载入史册意义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但作品又不拘于直接的核心叙事，而是高开远起，将晚近的存在推置于具有关联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凸显。《序篇》简写明代以降及至民初在这片热土上书写过历史的人物。南粤自然的灵性养育了广东人立本开新的性格。气势不凡的开局，为全篇的大叙事立定了基点。第一章《血色中的跋涉》到第六章《国运彷徨》，从民主革命时期广东志士的取义抗争，写到开国初年的艰难探索、“文革”时期的动乱和萧条，沉郁顿挫的叙写，不仅给出了历史曲折逶迤的图景，而且也告示我们改革开放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第七章到第二十五章，作品以19章的篇幅，全面具体地描叙了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风雨历程，其间对广东人的敢于任事、智慧与胆略、沉着与务实等“广东性格”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雕刻。
　　当然作品更以浓墨重彩记录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84年1月和1992年1月两次南方视察的历史事件及其效应。这里记载着邓小平对“特区”命名的最终敲定；记载着他在特区遭受非议、争议时，在特区处于彷徨迷惘时，以过人的胆识、非凡的智勇与务实的品格，给予特区独特的支持、指导以及对于特区人精神的感染。“小平撬动了中国的历史巨轮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迈进，而广东就是他的支点；当改革开放面临难以跨越的陡坡时，广东更像奋勇向珠穆朗玛峰冲击的登顶突击队；小平指挥了登顶的全过程，而且在每一个节骨眼上都为广东登顶助推了一把”。对这种形象的譬说，作品运用大量珍贵的史料，作了具体生动的注释。
　　《国运》在记写改革开放历史大事时，注意恪守报告文学真实、信实的文体品格。可以说《国运》是一部关于叙事对象的信史。改革开放是史无前例的艰难的革命性实践，其间充满了曲折矛盾甚至是冲突。作者不回避其中的困难挫折，不粉饰正面的历史进程，以对历史忠诚的叙事态度，以对历史本真非虚构的还原方式，写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本来面目。“杀出一条血路”，表征了除旧开新的不易。新历史起航之际，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矛盾交织，加之特区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掺杂，广东的改革开放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走私的主要通道，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广东省委领导先是无奈进京参加“学习班”，而后补课“二进宫”作检讨，特区负责人更是十易其稿写作特区总结，但“来自高层的批示令深圳特区的负责人闷闷不乐”，“身心均受到重大打击的吴南生倒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特区哪怕是一个具体的管理举措，在当时就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工地的超产奖，就直接惊动了北京，有关部门一声令下，这种奖金要停”；“深圳人一遇到与现行体制的冲突，自己就如坐针毡，担心一项奖金的事搞不定，就会引发一连串多米诺效应，最终危及特区的生存权”。正是作品介入对象矛盾的这种深度叙事，使其平添了一种吸附读者的阅读魅力。同时，这也使历史叙事在走向远去的历史时，能够真正地回到历史的实然，作品的文献价值也由此得到了提升。
　　《国运》显见的是关于“大人物”的历史叙事。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整体设计、决策部署到实践试验、完善推进等，无不关联着邓小平等一代伟人和其他重要人物。《国运》其历史本身的叙事主体正是这样一批“要人”。作为改革开放的决策者和实践者，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到习仲勋、任仲夷、谢非等广东省委领导，以及吴南生、袁庚、厉有为、梁广大等特区领导，他们居处不同层面，对改革开放史程的影响自然不同，但是这些人物都是坚定的改革开放者。对这些人物，作品并没有作粗线条的模式化的处理，而是将他们置于特定的历史方位与环节中，再现其各具姿式的、作为生命主体的历史举止与精神风范。如对邓小平的刻画，更注重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若干关键时段的关键作为。写新时期首任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则突出这位曾经沧海的长者拨乱反正的勇士形象，率先提出“先行一步，加快发展”、设立“贸易合作区”构想的特区先行者的形象。对于“官不逢时”的任仲夷，作品更多地表现他忍辱负重、知难而行的坚韧和毅勇。谢非差不多是《国运》全篇的贯穿性人物，这位广东本土的领导，他的成长见证了广东从民主革命到20世纪至21世纪之交历史前行的步履。这种贯穿性的安排具有一种重要的结构功能。同时谢非作为广东改革中的重要领导，也是作品叙写的主要对象。作者通过大量具体事例的描写，表现了谢非低调务实、沉着稳健而颇富智慧的业绩和丰采。
　　对于改革开放的“要人”，作品自然多以“要事”铺陈，但同时也间有以插笔的方式记叙有关大人物的小故事。比如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喝酒，随行保健医生只准他“喝三小杯，多一杯也不行”。“当时，小餐厅服务员每次走到邓小平跟前斟酒时，邓小平都伸着两个指头轻敲着桌面说：‘斟多点，加满，加满。’”这一细节侧写出人物对于特区情不自禁的赞许和喜悦。再如胡耀邦考察广东，1983年“元旦前夕晚上突然提出要求理个发，说：新年要有个新气象”。这一时难为了地方同志，情急之中找来“理发周”为总书记服务。这个很生活化的小事，在作者看来正有大意蕴涵其中，作品也更富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