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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患难之中见真情是什么歌 [低调之中见真情]

发布时间:2018-12-26 04:42:49 影响了:

  建党90周年之际,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精心打造了大型话剧《共和国掌柜》。为此,本刊采访了本剧的导演蒋维国。   上海戏剧:结合您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经历,在接这部戏之前,您对陈云有哪些认识?您是怎样看待主旋律题材的?
  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已经是成人了。“xx”的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那些领导人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在我的印象中,陈云是一个低调的人。不声不响,话少。他比较睿智、比较求实,对所有的政策,他都是比较稳健推出的,是一个稳健派人物,这是当年我对他非常初步的一个理解。另外,我知道他喜欢评弹。评弹是非常平民化的东西,评弹里最好玩、最突出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它的唱,评弹的唱属江南委婉的格调,这一点,跟陈云的性格有点像。第二就是说表了。说表里面带有许多噱头,就是逗笑的,陈云喜欢听这些喜剧性的东西。一个人喜欢听逗笑的东西,说明他有一种内在的幽默感。陈云还喜欢听滑稽戏,据说他有时候还拿出滑稽戏的段子或者是评弹里面逗笑的东西学给周围人听,引得大家一起哈哈笑。这个时候他有一种很强的幽默感,会开玩笑,会做出一些特殊的、你想不到的举动。再有呢,就是打算盘。编剧写这个戏的时候,把打算盘这个因素写到了极致。她写到陈云精于打算盘,后来为国家做事情,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他都在“打算盘”。这个算盘很大,是整个国家的一个算盘。从这也可看出他非常精打细算,是非常务实的。他知道什么属于乱来,什么是头脑发热。至于“主旋律”,我的一个信念是,不能说主旋律的戏就是一定没有情感的,或者说很难有很深的感人力量。我认为主旋律的戏可以是很好看的,也可以是很有趣味的。跟上海话剧中心谈了之后,发现他们也有这样一个意图,不要用习惯的方式去表现一个主旋律的戏,而找一个也许不大习惯主旋律的人来排,或许会更好。虽然我在香港演艺学院当院长8年,但我熟悉那个时代,也很关心内地的情况。在灯光上,此次我请了台湾的灯光师。我不敢说我现在做的这部戏对主旋律有多大的突破,但起码我的禁忌会小。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可以包容各种文化。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戏的关键就是真情,排出一些真情的东西是我们所需要的,包括演员,都要演出真情的东西。
  上海戏剧:您刚才谈到,陈云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伟人。我们都知道,低调的人比较难演、难表现。在这方面,您是怎么处理的?
  蒋:说到这个,问题就来了。舞台上塑造一个低调的人,一个不大爱讲话的人,这的确很难。陈云不像陈毅,我们知道陈毅市长,他有种激情的外部特征;又不像周恩来,一出来永远光芒四射,永远是充满睿智,风度翩翩;也不像毛泽东,一呼百应。所以这种人物怎么演,我们这次是蛮费工夫的。最后我们就从人物内心出发,因为他的内心有很多挣扎,很多动作。如他明明看到有的东西是不对的,决定去提出来。可他的提出不是拍案抗争,不是彭德怀式的那种抗争,而是静静地算出来就行,他可以沉默,等着时间来证明。这一类的性格,也蛮有意思的。另外在这个剧本中,还写了他生活时期几个重大的片段,从这些片段当中,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塑造一个和其他领袖人物不大一样的领导人物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强化他的一个内心的愿望:为老百姓做事情。这种精神是今天的时代和今天的社会所呼唤的。大家知道,如今有什么能和观众的心交互起来,恐怕就是为老百姓做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太多的不为老百姓做事的反面例子,看到了太多的不求实、只求虚名的做法,比如面子工程之类。所以强调陈云的这方面特点,是我们在这部戏里的主要方向。
  上海戏剧:在舞台上集中展现一个伟人的一生,您是怎样结构这部戏的?
  蒋:这部戏基本上来说,是按时间顺序,就是从陈云小时候写起,然后一直写到他参加革命、解放初期、8年xxx、六十年代自然灾害、“xx”,最后是新时期。但我建议编剧加八一些别样的叙述方式来结构:不一定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编排,第一场,第二场,时空可以颠倒。另外,让陈云、陈云的夫人及其助理三个人成为叙述者。实质上就是回忆。然而从回顾中有时候又需要跳出来,跳回到之后的时间。不过这个戏我们也没有搞得太复杂,只是感到采取时空跳跃这个方式是一个比较灵活的安排时空的方式,它可以让我们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代。所以舞台上我们也可以做到灵活、空灵,甚至都不需要灯光的变化,直接从一个场景走进另外一个时代。就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不要演员化妆,不要演员化各种不同的妆,只要一个基本的妆,40到50岁问的陈云就可以了。其余部分,演员自己演,所以这个戏从头到尾是不改妆的。包括陈云跟陈云的夫人这两个人的角色,都用这个方法解决。当夫人(夫人化妆也是三四千岁这样的妆)在延安时代就带着这样的妆,带着年轻的感觉,带着年轻人说话的感觉,这就足够了。我相信,这一切都在于演员的表演,而不在于化妆,不在于演员脸上的线条。
  上海戏剧:之前看过您的戏,在舞台方面,您喜欢用一些写意的东西来烘托现实。在这部戏中,您对舞美是怎么要求的?
  蒋:这次我们创立的是一个舞台屏幕武结构,就是为了我刚才讲的灵活,即在舞台上不停地用很多层面的运动来构建场景:大约放上+个景,放上些沙发,或者放上个桌子,很大部分的景都是这样的。有写实的,也有写意的。有一个场景,就是在延安,陈云和夫人他们两个谈恋爱,在山坡上散步,一翻过一个山坡,就看见漫山遍野的红花,山丹丹花,这是假象。不过是属于想象中的一种美,一种浪漫吧。花是真的,但这样铺天盖地的花是超出写实的,这就是一种分寸。再比如说,xxx的时候,陈云那个时候明明知道xxx不行了,他要去提反对意见,可是周围这么多的压力,包括毛泽东的压力。对此我们并没有把毛泽东搬上台跟他争斗,我们也没有写他在会议上怎么讲话,我们只是利用屏幕和噪音,就是音响中的噪音,很狂热的,加上用不停移动的屏幕,来共同构成一种压力――一种看似听似来自四面八方的东西,并随着屏幕在移动,在他的周围越移越快,来突显他站在中间很孤立的状态。这个方法也可以说不是写实的,但代替了他去参加会议,他在会上发言以及他跟某一个人起争论等等。这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怎么来处理舞台上的虚实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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