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和任白涛应用新闻观之比较研究:邵飘萍新闻史考题

　　摘要：应用新闻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一个世纪的历程，进入20世纪中国应用新闻学步入早期研究和初创时期，应用新闻观随之逐步成熟起来。本文就应用新闻学在我国初创时期的两位学者――邵飘萍和任白涛他们的应用新闻观进行探讨和研究，分析比较两者的异同之处。
　　关键词：应用新闻；新闻伦理；新闻价值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5-0135-02
　　
　　 进入20世纪，中国应用新闻学步入早期研究和初创的时期，特别是在“五四”运动的巨大冲击后，一批叱咤风云的报坛名人积极寻求报业改革，在勇于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索，建立了我国的应用新闻学，成为中国新闻业务研究的拓荒者。邵飘萍和任白涛就是其中颇具分量的两位，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考量新闻伦理、新闻价值、新闻采访技巧，用传播学视角探讨新闻学等等，为我国新闻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拓展的空间。
　　一、个人与社会――新闻伦理的一致倡导
　　近现代新闻史上，邵飘萍和任白涛都对新闻伦理问题有所研究，发表了新闻从业人员文风和操守的出色论断，都提出新闻职业道德在新闻工作中的重要性，并以他们自身的新闻实践昭示后人。但他们前者是从记者个人的品性探讨新闻伦理，而后者则是从社会现状入手，系统研究新闻业者的职业道德。
　　邵飘萍十分强调新闻记者的“品性为第一要素”。在其著作《实际应用新闻学》开篇，邵飘萍就提出：“外交记者发挥其社交之手腕，与各方重要人物相周旋，最易得一般社会之信仰，亦最易流于堕落不自知而不及防，盖因其握有莫之权威，则种种利欲之诱惑，环伺于左右，稍有疏虞，一失足成千古恨矣”，要想避免这一点，作为新闻记者，坚定明确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观念，同时，邵飘萍还提倡“严守来源之秘密”，公开宣称，报纸所刊登的新闻，刊登者必须对此负责任，如有任何错误，可向刊登者提出，令其修改，但防员的个人资料则不能公布。“言必行、行必果”，邵飘萍能成为誉满京华的名记者，与其个人的独特人格“修养”密切相关。
　　任白涛是我国对新闻职业道德作系统研究的第一人，其重要贡献表现在他集前人对新闻伦理学研究的成果之大成，著成《综合新闻学》，其中开设专门的篇章讲述新闻的伦理问题。同时，任白涛对当时中国新闻的职业道德情况很是不满，对新闻记者迎合受众阅读兴趣点而进行采写新闻的做法深恶痛绝，并对当时色情报道以及侵犯当事人隐私权的新闻报道大加斥责。任白涛深刻地指出了新闻从业者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种种行为，并对他们违反职业道德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地挖掘和剖析，既对新闻从业者的个人素养进行了批评和鞭策，又分析了其形成原因，更看到了社会大环境对新闻人的影响和腐蚀。
　　为改革中国新闻道德现状，任白涛痛下针砭，严厉地提出了治病方针。其一，力促报业发达。任白涛在回顾自己的新闻从业经历之后指出，希望通过提高新闻人的实践业务水平，促成新闻报道乃至报业的全面改革。其二，惩处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记者。任白涛认为制裁的方法有四种，即国家的制裁、社会的制裁、新闻社或全新闻界的制裁。任白涛强调，这个惩处违背职业道德从业的新闻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闻社经济的独立――即新闻业的自身发达。由此可见，任白涛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了经济对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影响作用，而并非仅仅从新闻道德的角度单一地认识新闻职业操守问题。他提出的“硬控制”与“软控制”，即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惩处方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二、微观与宏观¬――新闻价值的不同阐释
　　“新闻价值”是新闻学理论的一个基础概念。该概念在1918年被徐宝璜先生引入我国之后，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闻学者们对新闻价值理论的研究可谓风起云涌。邵飘萍和任白涛在这个时期也对新闻价值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但他们各有自己的视角。
　　邵飘萍对新闻价值的论述接近于当今新闻界对新闻价值的界定，在微观层面，即从新闻的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要素来考察新闻的价值。在时效性上，邵飘萍认为，“时机之适当与否”是新闻价值判断的一个重要要素。他明确提出，“新闻价值测定之第二标准，必最新而又在最适当时机者”。他说到：“新闻云者，如其名之所示，以新为主。故今日之事为新，而一时之事为旧……新闻之得时与否，又不仅以早为标准，而有适当时机之意味……”可见，邵飘萍对新闻的“时效性”作了辨正的理解，“新”与“旧”是对立的统一体，二者之间是一辩证的转化关系，不能孤立地仅从自然时间来看待某一事件的“新”与“旧”。在“接近性”上，邵飘萍认为“距离远近之关系”是判断新闻价值的标准，凡是发生于本地及近处的事，比诸远处的价值较大。对于新闻要素的“趣味性”，邵飘萍指出：其一，“所谓有价值之新闻，第一即在多数人爱读而已”；其二，新闻从业者需研究分析多数人爱读的原因何在，答案是“必直接间接与多数人不无关系，而为彼等所欲知之事”；其三，新闻记者在选用新闻素材时应当明确，读者“人数之多寡，又与时代、场所变迁大有关系”。
　　而任白涛则是从另一角度切入，将对新闻价值的研究置于“新闻事业道德”的宏观背景下，独特的研究突破口，彰显出任白涛先生对事物独特的理解和认识，创新也自然而然潜伏其中，蓄势待发。任白涛指出，当时的新闻价值理论和新闻职业道德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即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价值选取的标准往往并不考虑新闻道德因素，甚至是与新闻道德相对立的。然而，我们知道道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对新闻道德的追求应该潜移默化于每位新闻人的心中。任白涛认为，新闻记者万不可为新闻价值而放弃对新闻道德的要求。新闻记者不论如何想遵从新闻价值的标准去选择新闻素材，也不能失去做一个社会人所应有的道德素质。缺乏这种道德标准的人，是不能成为广大社会受众所欢迎的新闻记者的。任白涛还强调，当时充斥新闻报纸版面的有关“暴露”与“杀人”的报道，是新闻记者对新闻价值与新闻道德二者关系没有正确处理的现实表现。任白涛一直强调“遵守社会道德，乃是新闻工作的最根本的条项”，实际上是用新闻道德理论去矫正新闻价值理论的偏颇，这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三、采访技巧――邵飘萍应用新闻学的全新建构
　　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是他应用新闻观的心血之作，囊括了他应用新闻理论的精华，其中新闻采访的方法技巧是这本专著的重点，此书为当时破土而出的新闻采访学建构了一个初步体系。
　　邵飘萍在谈到记者采访问题时，特别重视以下问题：首先，记者在访问之前，要研究访问对象，要善问，要讲礼貌、服饰、语言等；第二，记者要对新闻价值之有无大小应充分认识，“一闻而如香色味之立能辨别，故须学识经验两者俱备，养成一种特别神经”；第三，邵飘萍指出当时缺少社会新闻之人才，“而社会新闻尤须有艰苦卓绝之人负其重任，庶可提高全国新闻界之程度以促其进步”。他在讲述采访方法时，并没有就方法而讲方法，而是从方法进行心理分析，当遇到采访对象不配合时，他要求记者“平心静气，忍耐静候为要义”，对不同的采访对象，采用不同的对话技巧，做到“有效之质问”，以提高采访的质量。
　　虽然由于历史环境与时代的局限，邵飘萍对此的论述较多地停留在采访经验的总结上，技巧与操作技术多于系统的理论总结，但是他是在学习国外理论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思考阐述，并反对“有闻必录”，提倡现场观察，都对今后新闻采访学的发展起到启发作用。
　　四、将传播学视角纳入新闻学研究――任白涛应用新闻学的全新尝试
　　在任白涛之前，中国的新闻学者对新闻理论的研究大多数止步于单一的新闻学视角和方法，而任白涛则是将传播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引入新闻学理论系统进行创新研究的第一人。
　　任白涛所写的《综合新闻学》是中国第一本融入传播学视角的体系化的新闻学著作。他在书中写到，“现代的新闻学不能单把它的视野局限于报纸和杂志，必须更积极地注意关于舆论的一切的表现和公告手段”。基于这种想法，他用了几乎两卷的篇幅对原始的公告形态与通信方法以及现代的高速度通信机关及其作用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论述。而这些内容正是传播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使用传播媒介不断丰富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是社会信息系统不断发达、不断趋于复杂化的历史。
　　在第二卷“原始的公告形态与通信方法”第二章中，任白涛论述了“新闻发达之交通的先行条件”：交通的发生及其作用，交通设施的变迁等。在第四章“原始的公告形态”中，任白涛为我们介绍了原始公告形态的变化过程，从口头到文字、记号、记标，包括肉体记号、地图和狩猎报告的记号，年代记，文件和书信的记号等。第四章讲到了“原始时代的通信方法”，包括听觉通信、视觉通信、动物通信等。这其中既讲到了人类传播的发展历史――从口语传播时代到文字传播时代，再到印刷传播时代，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还涉及到传播发生的条件――媒介。在书中的第三卷第七章，还特别探讨了“现在高速度通信机关及其作用”，向受众介绍了电报、电话、摄影技术、无线电广播、电视等的由来、历史与现状，这正是电子媒介的传播史。在书中，任白涛虽然没有提出“传播”和“传播学”的定义，但他对此的研究已经探索到“传播技术”的范畴，并针对整个人类信息传播的发展变革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而这些内容已经超出“新闻学”的研究范畴。
　　邵飘萍和任白涛两位新闻学者所提出的新闻观点，在今天看来固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们对新闻记者失节行为的谴责和从业道德的要求，对当今的社会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他们对新闻价值、新闻采访和新闻学新视角的探索，为中国近代新闻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对我国新闻实践及新闻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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