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左传》的叙事视角】 左传的叙事艺术

　　[摘要]《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作品,其叙事视角可归纳为三种:史官视角、人物视角和作者视角。这些视角在《左传》编撰成书中有不同的作用和意义,共同勾画了一幅生动细腻的大型历史画卷。
　　[关键词]《左传》;叙事视角;史官视角;人物视角;作者视角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0-0054-03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先秦时期一部优秀的长于叙事的历史文学巨著。它以惊人的叙事能力,把200多年间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历史大事,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叙事技巧被后世作家视为典范、奉为圭臬,而作为重要的叙事技巧和策略之一的叙事视角更是不容忽视。考察《左传》全书,编撰者采用了多种视角来对事件进行叙述,这些叙事视角大致可归纳为史官视角、人物视角和作者视角。
　　
　　一、史官视角:真实再现历史
　　《左传》的编撰者是谁,学界争议颇多,但编撰者的身份是史官,却是众家公认的。这种身份决定了《左传》在叙述历史时,必须严格遵循历史叙事的“实录”原则,以一种冷静、公正、中立的态度观照全局,尽量保留历史的最本真、最原始状态,做到历史事实的真实可信。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尽可能丰富的资料,对历史上的人和事无所不知,只有这样,编撰者在编写时才能统揽全局,全方位地审视春秋时期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因此,这种真实再现历史的史官视角便表现出两个基本特征。
　　(一)客观
　　1.真实地再现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历史人物
　　《左传》如实记载了起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254年中春秋列国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动荡变故,各国统治者的存亡更替,强宗大族间的争权夺势以及诸侯公卿士大夫等各种人物的阴谋、权术和倾轧。不管是编撰者喜欢的,抑或是不喜欢的,都善恶必述。如齐桓公和秦穆公,编撰者对于他们的功德给予肯定,而对于他们晚年的过失也是秉笔直书。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其创立的功业也曾显赫一时,但在王位继承的问题上却违反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乃至造成“尸在床六十日,尸虫出于户”的悲惨结局,当年的霸主威风荡然无存;秦穆公一生扶弱济贫,以德以礼服人,但是在死时却用子车氏三良殉葬,终“不为盟主”,留下了千古骂名。
　　2.在时间刻度的把握上做到精确细致
　　作为编年体叙事史,《左传》将历史事件同时间紧紧联系在一起,事件发生在哪一年、哪一季,具体到某月某日,都有明确细致的时间标示,仿佛只有这样,事件的发生方有存在的依托,历史事件的叙述也才显得真实可信。如昭公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记叙东周王室“庶孽之祸”这一政治事件,在文体上具有类似于新闻实录的特点,几乎每发生一件事,都有明确的时间标志,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充分对应,历史事件也变得真实可靠。
　　3.大量采用人物对白增加现场感
　　虽然人们对这些对白是如何记载下来的有些疑问,但编撰者的声音并不在场景中出现,从而使得事件的叙述能够自然显示、直接呈现,增强了叙事的客观性。如成公十年楚王与大宰伯州犁的一段对白: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聚于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炙。”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战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战祷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此种对白在《左传》中是很常见,这里我们看到的全部是两个人的对话,对话接近于现实的口语对话,记录中甚至省略了说话的主语,一如日常谈话的真实再现,没有任何创作修饰的痕迹,给人一种历史重现的现场感。这种现场感的渲染,显然是为了增强叙事的真实性、客观性。
　　(二)全面
　　1.全面叙述了254年间的诸国战争
　　春秋时代战乱频繁,不仅时间跨度很大,从隐公元年的“郑伯克段于郡”到哀公二十七年的“晋荀瑶帅师围郑”,历春秋十二公;而且空间跨度的变换也很大,从中原诸国到南方楚国,到北方戎狄,到西方秦国,到东方齐国、吴越蛮夷,包揽整个古老的中国大地。《左传》将大小共492次战役全部记录在案,不仅详细叙述了僖公十五年韩原之战、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宣公十二年�之战、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等一些较大的战役,对于一些小战役,编撰者也作了全面描写,如隐公元年叙述郑伯克段、纪人伐夷、卫人伐郑。这些小战役,编撰者根据写作的需要,或写明其战争的原因,或交代战争的结果,或叙清战争的过程,或兼而有之。
　　2.对所叙述的人事无巨细、全部知晓
　　对人,其姓氏籍贯、家世渊源、性情秉性等编撰者如数家珍。如庄公二十八年叙述晋献公的家室,将不同地域和种族的妻子、儿女,编撰者都一一作了陈述,使得原本混乱的家庭成员关系一清二楚,而且还把晋献公的风流情史和桀骜不驯的性情及其宠妾骊姬有心机、心狠手辣又不失手腕的性格展现出来。对事,编撰者更是全面审视着其背后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各诸侯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事件发生、走向的诸种缘由,不但纵横裨阖地叙述整体形势,还不厌其烦地描写琐微之事。如著名的崤之战,从战前出殡时的预言、杞子的密告、穆公违蹇叔之谏,到向东伐晋途中,过周西门时王孙满的观师、及滑时郑商人弦高犒师,再至晋内部主战派与非战派的争执,夏四月辛巳的崤之战,乃至战后对三帅的处理、秦伯的追悔,都一一地作了记录。编撰者不仅知道秦国的事情,还知道发生在郑国、晋国乃至齐国的事情;不仅知道人物的语言,还知道人物行动,连杞子从郑国派来的密使说的话也都一清二楚,足见编撰者材料掌握之详细。
　　
　　二、人物视角:亲身感受历史
　　从史官视角出发,固然能够比较真实地再现历史,但一部历史毕竟不是史官一眼能够看完的,对于《左传》来说,它其实就是史官在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前提下,自由安排时间顺序和事件详略,但运用过多,就难免给人一种左右历史的感觉,反而变得不可信。为了增强文本的真实性,使叙事趋于精致化,《左传》的编撰者还借故事中人物之口、人物之眼来观察事物,表现动态,推动情节进展,从而遮掩了史官视角所带来的人为性和虚假性。即透过人物视角去亲身感受历史。
　　(一)人物参与历史事件
　　任何事件都是人的活动,人参与到事件中不可能无所不知,他只能叙述自己所经历或意识到的事情,我们也只能随着他的步伐去体验历史事件的进展,感受真实的历史。如庄公十年长勺之战的叙述,自始至终都采用曹刿的视角,将笔触直切主题,叙述曹刿力排乡人之议而入见,三问庄公“何以战”,战时相时而动,战后侃侃论战,没有旁枝末节杂逸而出,只有必要的以曹刿为主的战争叙写,文章内容极为简练,却让人感到真实可信。
　　(二)人物叙述历史事件
　　《左传》的编撰者认为很多历史事件无须详细叙述,一些交代事件的来龙去脉的任务应交给历史人物,因为历史人物对于这些事件的叙述显的更真实可信,也更合理。如襄公二十二年子产讲述晋与郑两国交往所经历一段历史,编撰者在这里显然把叙述者概述的功能交给了公孙侨(也就是子产),虽然只用了三四百字,却清清楚楚。
　　(三)人物预见历史事件
　　对于一些历史事件,虽然编撰者的叙述有时也通过占卜、梦境、预言等神秘的方式暗示事件的走向,但毕竟有些故弄玄虚,也减少了可信度。这时,借助人物的视角,通过历史人物的观察、分析来预见事件的走向,则不失为一种补救办法。如崤之战中,编撰者先是用晋文公显灵的方式预示了战争的结果,紧接着用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阐述秦军必败的理由,不仅与前面的预言相吻合,让人看清了事件的走向,增加了可信度,而且通过这样的视角,叙述也显得更委婉曲折、耐人寻味,感知世界的层面更深邃、更丰富,具有一种充满张力的美感。
　　
　　三、作者视角:评判总结历史
　　无论史官视角还是人物视角,他们的主要职能都是叙述真实可靠的历史,不是评判历史、总结经验。而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左传》不仅需要着力于记录历史事件,还需要表达编撰者对历史事件的认识、理解,借之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要达到这一目的,则必须引出作者视角,把种种孤立的事件联系起来,从混乱而不连贯的历史事件中找出某种道理和意义,进行评判和总结。
　　(一)间接评论
　　所谓间接评论,即借用他人之口表达作者对事件、人物的看法,《左传》中运用较多的是以“君子曰”、“仲尼曰”、“孔子曰”为标志的他人评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君子曰”这样的评论。在《左传》中“君子曰”从《左传》的隐公元年,最晚一直到哀公十八年,自始至终都有他的声音,“君子”显然是作者虚拟出来的又一位叙述者,他成了作者发布言论的代言人。
　　也有借历史人物之口来评述是非曲直,从而表现作者的意图,这时,历史人物就成了作者的代言人。如襄公二十五年讲到宁喜不计后果,对国君三心二意,作者就借大叔文子之口,引用《诗》和《春秋》的文字对宁喜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二)直接评论
　　如宣公二年作者直接以“晋灵公不君”作为其对晋灵公的评价,而后才一一叙述晋灵公是如何“不君”:“厚敛以�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熊蹯不孰,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晋灵公不君”很明显是作者直接评论的文字。再如襄公三十一年,作者对郑国子产能够“择能而使之”,郑国因此“鲜有败事”所发的议论:
　　
　　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冯简子能断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而又善为辞令,裨谌能谋,谋于野则获,谋于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应对宾客。是以鲜有败事。
　　
　　这些评论的文字既不是历史人物的语言,也不是借用“君子曰”等形式出现的,很明显是作者的声音,是作者的直接评论。
　　(三)以“礼”为核心,体现作者的价值评判
　　无论直接评论还是间接评论,其中心都是围绕“礼”展开的,“礼”不仅仅是《左传》中所有历史人物和事件评价的核心准则,更是作者把握历史事件内在因果的依据。作者通过“礼”把视角渗透到了作品的方方面面,可以说,遵“礼”与否是一个人或国家是否呈现吉兆的关键因素,也是战争成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那些知“礼”遵“礼”制的国家或个人,始终事事都好,处处呈现出吉兆。如襄公三十一年,卫大夫北宫文子出使郑国,受到高度崇礼的子产的隆重礼遇,北宫文子就称赞:“郑有礼,其数世之福也,其无大国之讨乎!”郑国也果真在子产等一些贤相卿士的辅佐下,在众多的大国之间尤其在晋与楚之间既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又不失生存的尊严。而那些不遵“礼”制的人或国家,其命运总要笼上不祥的阴影。如成公十五年申叔时论子反,因为子反不守信用,要违背不久前和晋国订立的盟约,申叔时说:“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礼,礼以庇身,信礼之亡,欲免得乎?”果然,在次年的鄢陵之战中,子反因战败而被迫自杀了。
　　而战争的胜败,也是由以“礼”为核心的道德所决定的。如僖公十五年的韩之战,先写晋惠公是如何的荒淫无度、背信弃义,对曾经施以援手的秦国是如何以怨报德的种种不义之举,可以说,战争在未开始之前就已定下了胜败的基调,并且在僖公十年就有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神秘的预兆之后,体现出来的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而战争的结果也以晋不战而败做了最后的验证。在这里,道德的意义不在于对历史事实作出是非评判,而在于把道德把“礼”作为历史事件的内在因果依据。
　　通读全书我们会发现,在《左传》的编撰中,以上三种视角并不是截然分离的,而是相互支撑、相互交融的。史官视角在大局上把握了对整段历史的叙述,人物视角则是对历史细节的具体展开,而作者视角则把大局和细节有机的联系起来,可以说,史官视角是从大处着眼,人物视角却是从小处着手,而作者视角则决定了从哪一方向着眼、着手。没有史官视角,《左传》的历史记载将是琐碎的;没有人物视角,《左传》将会像《春秋》一样只有个历史轮廓;而没有作者视角,《左传》将演变为一堆历史素材杂乱堆砌的档案库。只有三者相互支撑交融,方能勾画出一幅生动细腻的大型历史画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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