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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古城堡遗址考证及其保护与开发:河西走廊纪录片

发布时间:2018-12-27 04:34:22 影响了:

  [摘要]河西走廊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闻名遐迩的丝绸古道上最重要的干线路段,曾一度辉煌,在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河西走廊的古城堡遗址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古城堡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堪称“古城堡遗址博物馆”。这些古城堡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盛衰,是研究河西历史的珍贵标本。然而,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这些文化遗址正遭受着毁灭性破坏。如今,对这些历史遗迹进行科学、合理地保护与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河西走廊;古城堡遗址;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2-0020-06
  
  一、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地位
  河西走廊地处祖国西北、黄河以西,南与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接壤,东临黄土高原,西与塔里木盆地交界,北与内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北山相连,是一条长约1000多公里、宽约10多公里至百余公里的狭长地带,因形似走廊而得名。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其重要的历史职能。
  河西走廊是我国内地通往西北边陲的必经通道,也是东亚与中亚的接合部,曾是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最主要的干线路段之一。从世界历史看,是华夏文明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的汇流区。正是在东西文明交融汇聚、西传东渐的过程中,河西走廊得以长期吸纳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了自身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此处所说的敦煌地区实际包括整个河西走廊。陈垣先生也说:“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必经之孔道,实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史载西域各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见河西走廊是各族交流融合的重要通道。
  河西走廊因保存着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而令世界瞩目,其中代表此地文明历程的古城堡遗址堪称中国少有的“古城堡博物馆”。从中国历史而言,河西走廊居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几大地理单元相互联系的枢纽地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不断交流、迁徙、融合提供了便利。这些活动不仅对河西走廊历史的进程,而且对全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河西走廊是中原王朝强盛时向西发展的主要桥梁,汉、魏、隋、唐、元、明、清各代都把河西走廊作为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支撑点,占领河西走廊,就可以隔断走廊南北游牧民族的联系,并进而向西控制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域。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遍布于河西走廊的古城堡遗址是历代中原王朝开发、经营河西最有力的证据。
  
  二、河西走廊主要古城堡遗址介绍
  河西走廊的历史最早见于史籍的是《尚书》中的《舜典》、《禹贡》等,其中有“三危”、“黑水”等地名,即今敦煌及黑河。仅武威地区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就有皇娘娘台、鸳鸯池等10余处。在酒泉、玉门、山丹、民乐等地发现了“火烧沟类型文化”,那些勤劳智慧的先民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生息劳作,创造了灿烂的远古文明。至今尚存的古城堡遗址,上迄汉、唐,下至明、清,共200多处。
  战国以前的河西走廊是羌、戎等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秦汉时期,月氏、乌孙和匈奴先后成为河西的主人。1957年,在玉门骟马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夹砂红褐色和灰色平底陶器,有学者推测是秦汉以前乌孙或月氏在这里活动的遗物。古城堡遗址见证了古绿洲文明的诞生与繁荣,也是古代游牧民族建筑的原始标本。
  邵如林先生曾说:“河西走廊现存年代最早的古城堡是月氏人建立的昭武城和三角城。”昭武城位于今临泽县北约15公里处的黑河岸边。这一带地势低平、水源充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设县置城的理想场所。昭武城今已不存,但在其旧址旁,至今有一个以“昭武”为名的村子。距村东北千余米处,原有一座长、宽各约280米的古城址,城内曾发现过为数甚多的汉代遗物。今原址旁仍可见到残高1米、宽约5米的墙基。有专家认为,此城即月氏所建昭武城旧址。昭武城曾是月氏人在河西地区的活动中心,相当于王城或都城。汉时,在此设置昭武县。
  三角城位于今金昌市双湾乡尚家沟村,距今2500~2700年左右。墙垣以泥巴垒砌,南北长145米,东西长132米,墙基宽7米左右,残高2~4米,略成三角形,南垣开门。在此城内,发现房址6座、窑穴12个和大量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沙井文化”的各类文物。有学者认为三角城是月氏人建造的聚落城堡,是河西地区早期城堡建设的雏形,表明以游牧为主的月氏人已由原始的部落聚居开始走向较为先进、安全稳定的城堡聚集。
  河西走廊真正意义上的城堡建造始自匈奴。在河西走廊目前已知的匈奴城堡有4座,自东向西依次为休屠王城、盖臧城、祁连城和�得城。据史料记载,匈奴还在河西地区筑有西城和小邑,由被匈奴收养的乌孙王难兜糜之子猎骄糜驻军把守,现已不可考。
  休屠王城即匈奴占据河西时休屠王的王城,位于今武威市四坝乡三岔村,石羊河位其东,北沙河在其北,两河在城址东北方向交汇。城池所在地水分充盈、土地肥沃,具有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良好条件。这里又处在河西走廊北出蒙古高原的南北交通要道,有着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据邵如林先生说,20世纪80年代,还能见到较为完整的城墙和高大的角墩,后来被平整为耕地和学校,城址范围南北长400米、东西长200米,目前仅存几小段西墙基。1982年,曾在残垣中出土匈奴瓦当一块。
  盖臧城即今武威市城址所在地,据说也是匈奴王城。因姑臧山为名,亦言“盖臧”,有学者认为是匈奴语后讹为姑臧。据《元和郡县志・陇右道下》记载:“(凉州城)本匈奴所筑,汉置为县。成不方,有头尾两翅,名为鸟成。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亦名龙城。”五代时其城依然方幅数里,这在河西是少见的,今姑臧城是明时所筑。《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番,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这座周长十里、有数十万人口的古城,今虽只能找到一些残垣断壁,“唐之盛时,河西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足”的辉煌却也令人神往。但有学者疑盖臧城原址位于今武威市西北2公里的金羊乡赵家磨村,详情待考。
  祁连城又称月氏城、匈奴城、永固城,位于今民乐县城东南10公里的祁连山下的永固乡。城东面是焉支山和大马营草滩,南临横断祁连山,直通青海要隘扁都口。祁连城汉前先由月氏人所建,故称月氏城。后为匈奴人所占,改称祁连城或匈奴城,传为西汉时浑邪王的两座王城之一。宋时曾是甘州回鹘临时都城,清代又建新城,定名为永固城。城近方形,分内城和外城,规模宏大,南北长1600米 ,东西长1320米,周长5.84公里,内城城墙大部已毁,现仅存西城门墩一座和北墙残垣。西城门墩高约15米,方形,边长约20米。北墙残垣高6~8米,基厚约8米。城址范围内为永固乡政府所在地和乡民居住区。城外西南角有一高约10米、宽约12米的高台,俗称紫英台,传为霍去病点将处。距城东、西各200米处有东湖和西湖,至今水源茂盛,为祁连古城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城周数百里之内,自古至今为优良的祁连牧场。因此,匈奴被汉击败,浑邪王退出这一带后,留下了“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千古长叹。
  �得城位于今张掖市西北17.5公里的黑河西岸,南距312国道约2公里。传为西汉时浑邪王的两座王城之一。“城址近方形,东西228米,南北254米。现存残高5.5米,底厚4米,西垣大部为流沙埋没,西南角有大型方形角墩。南墙正中开门,宽4米。另在北墙靠西处开一小门,宽2.5米。”南门外还可见大片房屋遗迹。笔者也曾几次去此地考察,发现城址破坏严重。汉初匈奴强大不断侵扰汉境,武帝时,由于国力增强,开始反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夏,霍去病与公孙敖再次出击河西,霍去病出北地“涉钧耆,济居延”,取得了巨大得胜利。汉军的胜利促使匈奴内部分裂,匈奴单于三世欲诛怒浑邪王和休屠王。于是两王惧而降汉,河西自此归汉,汉王朝设置河西四郡以加强对此地的统治。
  酒泉郡设于元鼎六年(前111),自古称“西戎地”,是外出西域、内进河西腹地的咽喉。历代都重视酒泉城池的建置,派有重兵防守。酒泉古城的建设,从西汉至明清,2000多年绵延不绝。据载,酒泉古城曾被地震摧毁,直到东晋永和二年(346),谢艾出任酒泉太守时才在古城的废址上重建酒泉城,但规模相对较小。在今酒泉市肃州城中心区西南隅,小西街与南环西路交叉口,耸立着一座古城门,它就是东晋时期的酒泉郡治所在地福禄县城的南门,故称“福禄门”,酒泉人也称“晋城门”。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由肃州卫指挥使裴成主持建筑东城,城址扩大一倍;原东城门位居中心,改建成钟鼓楼;因城墙加厚,原南城门被夹裹在了城墙之中。明万历二年(1574),又用砖包砌酒泉城,从此原南城门便渐渐地被遗忘了。扩建后的酒泉城规模宏伟、十分壮观。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今卫城(指酒泉)周八里有奇,门三。”新中国成立后,酒泉古城仍然保存完整。后来因城市建设的需要,古城墙被逐渐拆除,只有福禄门被保存下来,成为酒泉古城惟一一处遗迹。
  张掖郡设于元鼎六年(前111),在今金塔县天仓乡以北25公里黑河北口东岸的肩水金关故址,也属居延遗址的一部分,为汉代烽塞关城,是当时进出河西走廊南北交通的咽喉,取名金关,暗含“固若金汤”之意。该古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主要建筑有两座对峙如阙的长方形夯土楼橹构成的关门、烽台、坞和一方堡等遗址,现仅存一烽台,外壁贴砌土坯,内为早期夯土基。1930年,前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此发掘汉简850枚。1973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又出土汉简11577枚,遗物1311件。所获大批汉简文物,内容丰富,涉及汉代社会的各个领域,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敦煌郡设于元封四年(前107),此郡地处要冲,东往长安,西通西域,南连阳关,北系玉门关,被称为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自此置郡,嗣后多次成为地方行政中心,直至明嘉靖十八年(1539)封闭嘉峪关废弃该城。
  沙州古城,据《敦煌县志》记载:“沙州本有故城即汉敦煌郡,雍正三年(1725)于故城东另筑沙州城,周围三里三分零计,长六百尺,高一丈九尺六寸,根宽二丈三尺,顶宽一丈,顶上外筑墙五尺,厚一尺六寸,里面群墙高二尺六寸,厚一尺四寸,开东西南三门,城门楼四座,内北城楼塑关帝庙楼一座,腰楼八座,每座墩台周围三丈一尺八寸,角楼四座,每座墩台周围五丈,瓮城楼一座。”且城外有郭城,现故城内外均为耕地。南、北、西三面,仍有断续残垣。后来西凉李嵩在此建都,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城墩中尚见西凉和唐代加固的痕迹。西城墙正中留有门墩一处。城南耕地上,留有前秦(365~384)始筑的白马塔一座。
  骆驼城位于高台县西南20公里处,是一座保存较完整的汉代古城。公元397年,段业在此建立北凉国,故后人又将其称为北凉城。北凉建国三年半后,段业被部将沮渠蒙逊杀害新都定为张掖。此城分前、后两部,前城南北长494米,东西长425米;后城南北长210米,东西长425米;通长704米,总面积29.92万平方米。城墙为版筑的夯土墙,墙基部厚6米,残高7米。前城东墙和后城北墙已倒塌,其余保存较好。外城南门外左侧有一烽火台遥遥相对,但其周围已被垦为平地,破坏严重。
  武威郡设于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下辖十县。明洪武十年(1377),原姑臧县“因旧改建”,在原南北长的姑臧城北端改筑了凉州城。1958年以后,城垣被毁,现仅留几处残迹。其余各辖地城址大都已废。
  公元1世纪初,就有不少三辅(即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今陕西中部地区)地区的人前往河西,据《后汉书・孔奋列传》记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五凉政权的保民安境政策,为开发河西创造了安定的社会环境。自北魏入主中原,攻灭北凉,结束中国北方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继而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开发河西的方略。特别是本着“五方之民各有其性” 的原则,实行“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贡以充仓禀,收其货物以实库藏”的具体做法,政治上颇得人心,经济上经营有方,极大地推动了河西地区的经济。尤其是北魏对两汉以来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进行改革,执行农牧并举的方针,使其农牧业繁盛一时。西魏、北周的统治者继续注重实务的社会改革措施,并在此推行均田制,推动了河西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河西走廊存有多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城堡遗址,其中焉支县城址是规模较大、保存比较完好的古城堡之一。该城现名高古城,位于今永昌县红山窑乡高古城村,在大黄山东南麓。城略呈正方形,已残缺。“(此城)南北321米,东西328米,北端有两墩。南北各置一门。墙夯土板筑,夯层厚18厘米,护城河宽4米,南有40米见方干涸涝池一个。”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对于雄踞西北的突厥、吐谷浑实行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策略,基本消除了西北的边患,同时加强河西的民政建设,为河西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在此大兴屯垦、发展畜牧,积极开展民族贸易和互市,使河西走廊的建设呈现出两汉以来的新高潮。
  “安史之乱”前是河西发展的黄金时期, “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河西地区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这一点也体现在所建的城堡规模上。
  锁阳城位于安西县东南约80公里的桥子乡南面,因盛产锁阳而得名。城虽已废弃,但城墙仍然高而厚实,除四个瓮城外,城内偏东由一南北走向的城墙将其分成长方形的东、西两部,东城较小,面积约1.7万平方米,西城较大、面积约16.5万平方米,形如算盘,故又叫“算盘城”。城外是关厢,面积较大,关厢外西北角有两个无门小土堡,据说是关押战俘和处罚士卒的。城墙全为黄土版筑,宽约5米,高约9米。城墙上面还有小石块,据说是用于打击城外敌人的。除此之外,同时期的古城还有很多,但大部已被破坏,只剩残垣断壁,横卧在黄沙的包围之中。
  寿昌城位于敦煌市南湖乡东边,汉代叫龙勒县。南湖绿洲在西汉叫渥洼池,湖的北面就是龙勒城。唐武德二年(619),龙勒城改称寿昌城,渥洼池也改称寿昌湖。寿昌城的故址呈梯形,大部已被黄沙湮没,东、西、北三面有断断续续的城垣露出,据测量,此城面积为8.3万多平方米。城墙残高4.2米,上宽2米,下厚7米,墙体全系红胶土版筑。阳关故址就在城西六七里,也为一条条的大沙垅淹没了,只是在沙垅之间的低地上还能看到古代建筑的遗址。过去还能经常捡到铜镜、铜箭头、五铢钱等古物,因此这里也叫“古董滩”,由此可见阳关在历史上的繁华昌盛。
  “安史之乱”后,整个河陇地区民族角逐,战乱不已。西夏历经30多年的战争,统一河西后在居延地区设置了“黑山威福军司”, 驻地就在黑城。现遗址坐落在达来呼布镇东南约25公里的沙漠中,是这一地区古城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史载:“亦集乃路在甘州北一千五百里,城东北有大泽,西北俱接沙碛。乃汉之西海郡居延故城,夏国常立威福军。”1286年,元扩建黑城,并在此设置“亦集乃路总管府”,统领山丹、西宁二州。明朝初年,冯胜出军西路,其锋直指亦集乃,黑城破守,明王朝随机放弃此城。《重修肃州新志》记载:“肃军探哨至此地,见城郭、宫室、有庙、大堂上盖琉璃绿瓦。壁泥鹿毛粉墙,梁乃布裹沙木,围七尺许,有记称至元年,知其为元朝故城,明朝无人居此。”可见这座荒废的古城,在清朝乾隆年间,其遗存的规模依然宏伟,建筑依旧精美。
  皇城遗址又名乾耳朵古城,位于今肃南县皇城区东南3公里处的皇城村,是一处元代古城。据《永昌县志》卷2载:“乾耳朵古城在县南百二十里,永昌王筑,一名黄城,儿土人本呼为皇城,以其僭故,今从黄字也。城南距一舍有避暑宫,其方址犹可识。”皇城分南、北两城,南城平面长方形,东西长32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9.6万平方米。城垣夯土版筑,夯层厚18厘米,垣残高5米,南垣正中辟门。城垣东、北、西三面各筑有马面5个,间距40米,南垣有马面4个,城四角筑方形角墩。城四周设有护城河两道,在两河之间四面各筑5个墩台。城内北面有一平面呈“工”字形的建筑遗迹,遗址高出地面1米,上面遗存有红、绿琉璃瓦片、瓦当、鸱吻、瓷器残片、砖块、圆形石柱等。城防结构复杂,有良好的军事防御性能。北城距南城200米,平面方形,垣长395米,面积23.5万平方米。南垣正中辟门,城内东北又筑有南北长260米、东西宽11.5米的城垣,其内东西又筑一墙相隔,似内城,城外有护城河。
  明朝虽在河西开展屯田和茶马互市,但其是本于“耕战一体”和边镇防备所为,甚至还主动关闭嘉峪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河西地区的开发,“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当时在河西所设的大多为军事防御城堡。
  嘉峪关城位于今嘉峪关市城区西隅,为明代万里长城的起点,是长城全线中规模最宏伟、保存最完整的关隘,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因城在嘉峪关西麓,故名。关城由内城、瓮城、外城组成,平面呈梯形。“内城夯土墙厚6.6米,上阔2米,高9米,周长640米,面积2.5 万平方米。城头垛口林立,砖砌垛墙高1.7米。”东西城垣开门,门上有明正德元年(1506)修建的东、西二楼,东曰“光化楼”,西曰“柔远楼”,三层木结构,周围有廊,单檐歇山顶式,高17米。两门内北侧有马道达城顶。城四隅各有一座角楼。南、北墙居中各有一座敌楼,一层三间式带前廊。城内有游击将军府、官井。东、西二门外均有瓮城回护,瓮城土筑,与内城同制,辟门南向,门上各有一座阁楼。西瓮城外罗城凸出,中间辟门西向,为关城的正门,门额刻“嘉峪关”三字。
  明弘治八年(1495),于罗城上修建嘉峪关楼,与东、西二楼形制相同,三楼在一个中轴线上。左宗棠驻守肃州时,曾整修关墙与关楼,并亲笔题“天下第一雄关”的匾额高悬关楼。嘉峪关城楼毁坏于20世纪30年代,1988年重修,恢复原貌。罗城墙与内城墙等高,全用砖砌。南、北两端城头各有一座箭楼,为警戒哨所。“罗城两端连接南、北、东三面土筑围墙,形成外城,周长1263米。”外城又与南北伸延的长城连接,出关西行百余米处有“天下雄关”碑。整个关城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关城并守之势。
  清时,朝廷在此屯田垦荒,竭力经营河西,使该区经济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清政府从肃、甘、凉等州府屯田所得的粮料,占当地税收总额的一半。据史料记载,肃州“番夷交集”,“而之鬻贩不拘时”,“各省商旅、咸聚于此”。当时河西与内地的贸易,东到鲁豫、北及晋冀、南达荆扬,是内地与新疆联系的纽带,促进了内地与新疆乃至中亚、西亚、东欧的经济文化交流。河西市场的活跃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反映了当地千百年来自然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堪称开放的经贸大通道。
  清时在河西走廊设立的城堡很多,大多是在以前旧城的基础上翻修或重建的。桥湾城在安西县境内的疏勒河北岸,此城为周长约880米的方形城,现今墙残高约6米。此城谈不上雄伟壮观,但其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却令人深思。
  从各时期河西走廊古城的沿革和变迁过程中可知此地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一条地理上的走廊,更是一条人文走廊,是连接西域与中原王朝的咽喉,历代对其竭力经营,严加防守。然而,昔日辉煌的文明古道,早已失去光彩,沉寂在茫茫大漠之中,忠实地守候着属于自己的那段历史。
  
  三、河西走廊古城堡的建置特点和衰败的原因
  河西走廊古城堡大都以河西绿洲为单位而设置,如武威郡设于石羊河流域,张掖郡设于黑河流域,酒泉郡和敦煌郡分设于疏勒河流域东、西部。而且这些地区大都交通便利、水源充盈,是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优良场所,同时又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沿走廊东西分布的一组郡县,正为丝绸之路主道,是东西交通大动脉的中继站和补给地。沿黑河干流南北分布的郡县正是沟通河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屏卫河西走廊北境安全的天然屏障。郡县周围有卫星式城堡的拱卫,多则十余所,少则三四所。城堡面积大的有上千平方米,小的也有数百平方米。
  河西走廊城堡多为四方形或长方形,城内多为比较规则的几何形布局。城为夯土版筑,厚实高大,一些重要城池后期还采用青砖包砌。大部分在两面或三面城池中段设城门,也有的仅开一门,后期多在四垣设门。城门常设瓮城,城垣四角有角墩,后期设有用以保护城垣的羊马墙,数量不等。“县城城郭一般边长200米至300米左右,周长约1000米至1400米。郡城规模则大出许多,一般是县城的2倍至4倍。”城址附近多分布规模不等的同时代墓葬,有的城址附近还分布有年代较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证明这些城池所建之处也是远古先民生活的理想场所。
  河西走廊是我国保存古城堡遗址数量最多、类型最全、时代序列最完整的一个重要地区。曾经繁华喧闹的丝绸古道为何销声匿迹,甚至被湮没在黄沙之中。在它衰落的背后,值得深思。
  第一,河西走廊古城堡大多是根据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需要而设置,随着民族的融合,战争的阻隔干扰,使其丧失了固有的地位。年深日久,在自然力的不断剥蚀和人为的破坏下,脆弱的古城逐渐萧条颓废。
  第二,河西走廊作为历史上一条重要的交通咽喉、贸易通道而闻名中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对外交流程度的进一步加大,陆上丝绸之路已不再是西方通往中原腹地的惟一命脉,使其昔日繁华的地位日益降低;同时,作为贸易的集结地,其作用也进一步减弱,缺乏商旅往来的走廊,也将逐渐干枯与萎缩。
  第三,河西走廊有广大宜于放牧的天然草场,以致许多游牧民族在此繁衍生息,然而,由于气温不断升高,草场退化,加之历代对该地区的过度开发,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大量的屯田与垦荒,致使植被面积大量减少,生态失衡,人口不断迁徙,古城废弃。
  第四,河西走廊地处西北内陆,在干旱、少雨、多风沙、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下,由于建城所用材料多为泥沙和土块所铸,加之风力的磨蚀,沙漠动物活动的刨蚀,天长日久,裸露在外的墙体损坏极大。
  第五,河西走廊地处祁连山地震带,时有地震发生,这些古城也不会幸免。走廊北部为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随着沙漠化程度进一步加深,许多古城被黄沙所吞噬。
  
  四、河西古城堡遗址的保护与开发措施
  河西走廊地区现存有200多座古城堡遗址,这在中国的其他任何一个地区是绝无仅有的。如此宝贵的资源,却在遭受毁灭性的破坏,若将其充分地加以保护与开发,努力探究该地区的生态变迁、气候变化,发掘这块土地上的古代文明,弘扬民族文化,打造特色产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第一,对于那些历史年代较短,而且是在原来城址基础上扩建或改建的城堡,在合理利用的同时,更应该加大墙基保护措施,减少人为破坏。
  第二,对于历史年代久远、饱经沧桑,而且已被人为破坏的古城,应当有针对性地加以保护和管理,遏制继续破坏,探掘还未发现的地下文物。
  第三,对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古城堡遗址,应当安置专门的保护人员进行定期巡查和修缮,并对残存的文物进行更加详细的整理研究。
  第四,对因自然因素而破坏的古城,则应在尽量保存原址的基础上,治理周边的环境,种草、植树相结合,维持生态平衡。
  第五,河西走廊古城堡类型多样、数量众多,分布较集中,但是未被充分开发利用。面对这样有利的条件,应抓住时机,发掘它们潜藏的资源。从学术研究、旅游等多方面对其进行保护性开发。
  第六,开展民族融合与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爱国教育。河西走廊自古是一个多民族汇集杂居的地方,各民族共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如今的河西走廊仍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应以此为鉴,搞好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利益,推动各族健康和谐发展。
  总之,对河西走廊古城堡遗址的保护开发势在必行。应当将古城的开发与周边的环境治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结合起来,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开发河西资源、复兴河西文化、 发展河西经济、建设人文走廊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注释]
  季羡林:《季羡林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页。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21页、第1098页。
  陈垣:《西凉户籍残卷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魏征:《隋书・裴矩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页。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甘肃镇》,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711页、第2720页。
  邵如林:《中国河西走廊》,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第87页、第92页。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8页。
  慧立、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页。
  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913页。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09页。
  班固:《汉书・霍去病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80页。
  酒泉市旅游局:《飞天故乡・酒泉导游》,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吴坚:《中国西北文献丛书・ 西北稀见方志文献・敦煌县志》,兰州古籍影印出版1990年版,第635页。
  魏收:《魏书・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页、第2850页。
  永昌县志编纂委员会:《永昌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9页、第426页、第437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919页。
  宋濂:《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51页。
  《重修肃州新志》,酒泉博物馆1984年版,第51页、第55页、第55页。
  马瑞临:《文献通考・古雍州》,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出版,第2527页。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所:《甘肃古迹名胜辞典》,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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