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幸福的悖论【余秋雨与周国平的“上海悖论”】

　　我比较喜欢学者型作家,在学者型作家中偏爱余秋雨和周国平。恰巧他们都是上海人,我也是上海人。平时看他们的文章我就有一种感觉,即在这两个上海人的内心深处都尴尬于上海人的身份,有对上海及上海人的抵触情绪。这方面有点像鲁迅,既讨厌上海又选择上海。
　　在英文中“移民”有两个词:immigrant(移入的移民),emigrant(移出的移民)。余秋雨是前者,周国平是后者。余秋雨1957年10岁时从余姚到上海读书,那时起一直到现在50年有余常住上海。周国平1962年17岁的时候从上海到北京读大学至今常住北京,他自己感觉已经是完全的北京人了。
　　余秋雨说自己在上海的居住是一种借住。“自己虽然仍然喜欢这座城市的建设管理、衣食住行、生态气息,而在文化上我与它有很大的隔阂。因此这些年来除了探望爸爸妈妈,已基本上不去。现在连爸爸也离开了,只剩下不断用家乡方言叹息着‘寂寞’的妈妈,留在那些街道间。”他感叹他父亲把他带到上海,包含着多少悖论。他认为他父亲临终也领悟了这种悖论,证据是他不想让这座城市里的任何一个“朋友”参加自己的追悼会,也没有留下一份与这座城市相关的通讯录。上海情结对余秋雨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余秋雨的父亲、叔叔一生的苦难都与上海有关,余秋雨一生的曲折也与上海有关,余秋雨一生的荣耀更与上海有关。但是,最难让他释怀的是,这些年遭受到一些上海文人以“最上海的方式”的一次次驱逐。这里似乎多了一个理由,即有些上海文人(市井文人)不想让他继续做上海人。从他传记的描述来看,他对上海的大街小巷、公交线路、风土人情、风俗习惯了如指掌,毕竟他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不管他在内心多么不喜欢上海,这辈子也始终无法摆脱他是上海人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面对这种矛盾心理都会难以承受,何况是内心世界如此丰富的秋雨先生。
　　周国平是因为读大学(北京大学)从上海到了北京,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哲学教授、散文作家。他出生在上海“绝对平民”的家庭,在上海“准贫民窟”长大,在上海经历了童年、少年时代,读完小学、中学。他说:“后来的事实表明,我第一次走出上海几乎是永久性的,此后仅回去暂住。不过我从未后悔。”“我生于斯、长于斯,但上海来不曾给我一种可以扎根于斯的故乡感。”显然他已经将他居住了40多年的北京当成真正的故乡了。“尽管我讲了17年上海话,却越来越觉得这种方言别扭,远不如普通话自如。”看来,他是连对乡音的亲切感也荡然无存了。而且,他还有对上海人的一种蔑视。他说:“上海人在物质生活上讲究实惠,善于在这方面使用和表现小精明,并且以此自恋,看不起外地人,而我恰恰因此看不起上海人。后来我还发现,即使在做学问上,上海人也多是小聪明,有一股机灵劲儿,善于造噱头,出风头,但缺乏大气象。”说这样的话的时候的周国平肯定是置身于上海人之外的。当然,周国平日后成为一个哲学家、散文作家的过程都在北京,他的积累、成长过程都在北京,他有理由看不起上海人。一般读者多会把他当作北京人、北京作家,少有人知道他原来是上海人,即使知道也将此淡忘了。但他的成长过程不能割断在上海学习、生活的那一段,没有那一段打下的基础,会有周国平日后的成就或者辉煌吗?
　　余秋雨与周国平,我是因为喜欢他们的文章而关注他们,又因为他们是上海人而更加关注他们。因为我也是上海人,一个上海的读者。126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