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四川省“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一）

　　这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是一次思想与智慧的交流碰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谋划现代化发展大计的四川响应。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靖平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博士生导师牛文元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 破解两大世界性难题
　　□牛文元
　　四川提出“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机遇期，探索如何走出一条成功的发展转型之路，破解“增长停滞”的魔咒和“中等收入陷阱”怪圈两大世界性难题的积极尝试。
　　传统的城市化造成的城乡分离、城际分离，目前已经明显地影响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对全面达到小康、实现共同富裕与建设和谐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如何走出困境，已经成为当前化解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所在。而“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将是破解整体发展瓶颈的有效选择。
　　以提升“整体创新能力、统筹城乡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为标志的“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统一体。只有始终坚持统筹城乡发展，才能真正使城乡“从异化走向同化，从对立走向统一，从二元走向一元”，从而将威胁社会和谐的“第一矛盾”始终维系在安全阈值之内。
　　四川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基点应该是：
　　一、实现在“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运行中的和谐高效，激发出在 “两化”互动中的发展红利；二、维持全省在数量梯度、质量梯度、收入梯度与心理梯度上的动态平衡；三、在全省区域内实现城乡一体、城际一体、区域一体的最优协调与达到公序良俗的制度设计；
　　四、寻求四川在智能管理、社会良治、公平正义、宜居幸福的最高水平；五、大力提升四川的竞争力、知名度、国际性。
　　“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是战略设计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面开拓，是新一轮发展周期突破严峻挑战的整体构想，是提升区域发展能级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在本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实验。对此，务必有充分的认识。
　　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研究员梁言顺
　　跟踪新的实践
　　研究共性经验
　　□梁言顺
　　四川省是最先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省份之一。成都市探索出的“三个集中”、“六个一体化”、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以及“世界生态田园城市”等方式路径，受到国家肯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广泛影响。
　　2011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意见》定稿印发。由此，“两化”互动战略在四川各地进入全面实施、加快推进的新阶段。
　　新战略实施十个月，各市州乃至各区县都结合当地实际制订实施方案并认真落实，一批典型脱颖而出。比如，自贡市立足老工业城市实际，大力实施“退二进三”、“退城进园”，打开了产业和城市互动发展的新局面。泸州围绕基酒酿造这一传统支柱产业，拉长白酒产业供应链，吸引配套产业和上下游产业，把单一产业变成产业群，中国第一个白酒加工配套产业集群雏形已具。酒城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专项规划、县域规划、产业园区规划一目了然。正是全域规划、多规衔接，让泸州实现了产城一体，同步演进。而成都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先行者，以五大兴市战略作为深入推进此项工作的抓手，以天府新区建设作为推进“两化”互动、产城一体发展的主平台，力争在四川深入推进总体战略发展热潮中走在最前列。
　　四川省实施“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总体战略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率先探索必定会率先遇到很多没有现成答案的问题，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将为这一总体战略提供理论支持。要跟踪研究这一伟大实践中的新探索、新做法。比如工业集中集群集约发展推动产业园区建设的做法，“两化”互动、统筹城乡与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思路，“以工辅农、统筹发展新农村综合体”的建设模式，产业互动、城乡共融的发展模式，丘陵地区统筹城乡的实现路径，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一体的探索，“两化”互动目标管理考评体系建设等。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吕政
　　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
　　面临的矛盾
　　□吕 政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是10年来增长速度最低的半年。虽然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总量基数低，具有后发优势，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速，但也同样面临一些相同的制约因素：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统一的产品供求市场，经济增长面临普遍性压力。
　　我国工业发展将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包括：资源供求矛盾；劳动力成本上升；工业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成本上升；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我国经济发展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任务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已经进入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阶段。传统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以及低劳动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技术含量、低价格竞争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继续下去了。
　　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是离土不离乡。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是离乡并没有真正的离土。因此，把农民工统计为城镇人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农民“穿衣戴帽”进城有利有弊。所谓“穿衣戴帽”进城，就是农业劳动力可以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务工，但仍保留农村户籍，保留农村的承包田和宅基地。它的好处是当在城镇失去工作岗位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还能回到原籍，有利于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同时也是我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得以维持的体制性基础。其弊端是：继续维持城乡人口的二元结构；降低土地利用效益；农民无法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了城镇郊区土地开发利用难度和成本等等。
　　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有稳定的就业机会，为进城务工农民建立与城镇户籍人口同等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实现社保基金的“漫游”，即在原籍兑现的机制和政策。